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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由表达意思到追求意义,大概有来自“史”的记载需要.当然,如果将其归于神旨天意,那么,“史”记亦只不过是赫尔墨斯式的宣读、转述、阐释、雄辩,“史”记受“绝对”、“无限”、“永恒”的命令而来.但无论你是认同神旨天意、还是唯信入主意志,“史”记的冲动乃至自觉,终究离不开人的存在,“史”记追求意义,但意义来自人本身,来自人与天地、上帝的神秘联系.创伤、疾病、生离死别,等等,让人感知幸与不幸,促使人类向意义靠拢,随之出现的理性、宗教、祭祀仪式等,不外是人类求救与自证的心灵信息与意义符号.意义来路不明,但求证意义符合人的情感特征.意义也可能是某种救赎性的启示,人类对“记载”与“保存”的偏爱,如“史”记、“史”存等,说明,人类不得不安于不可规避的宿命,但希望能以某种超验或想象的方式延续生命信息,这信念,大致也须意义的指引才能达成.时辰、时间,以它无所不在的精神,提醒人类,“过去”可能消失,“未来”难保永远.人类总有无法自己作主的地方,“新”催生他／她的好奇心,“旧”填充他／她的记忆脑,人类囿溺于现世劳逸,甘为永恒及意义充当仆郎射手.与人类活动如影相随的“史”记,尽量避免呈现其追求意义的一面,但它们所不得不倚重的语词,很难完全逃脱意义的围绕.像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常用“文明”、“社会”等等,史家采用这些词,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但也无疑含有对人类之创造能力与组织能力的肯定.各大百科全书对“文明”、“社会”等词解释有别,但基本上都认同这些语词乃对人类生存形态的归纳与概指.这些语词的内在逻辑里,有没有对“野蛮”、“落后”、“不文明”状态的稍稍暗示及反拨呢如果有,那“文明”、“社会”这些语词就一定有其意义期待,至少,它们把人类置于万物之上.再如司马迁《史记》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分类,不仅仅为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事实,更为尊从等级、礼仪等内在社会规矩,其体例分类并没有完全脱离秩序意义.古代文献主用干支纪时法、岁星纪年法、王位纪年法、年号纪年法等,《资治通鉴》等史籍的体例实得法干其中.这些纪年月日法,尤其干支纪时法,讲究周而复始,深考之,编年纪事、顺延讲史,亦望人脉循环不断、即断但续,有求无穷无尽之意.单看史籍体例结构,已知“史”记不可能全然拒绝意义的诱惑.史籍尚且有意义期待与意义预设,其它书写记载活动则自不待言.入主存在,很难摆脱意义的纠缠,即便是所谓的无意义、虚无、幻觉等,也是来自意义的压抑,或者说,是追求意义的产物.追求意义,于情于理,无可厚非.但意义本身也需要区分辨识,意义可以被分解为价值、精神、作用、地位、道德要求等等,不同人群、不同个体,相应地,对意义就有所取舍.语言文字也并不是一步就跨到意义层面,语言文字追求意义有一个前提,即表达意思,它偏属技能层面,在这里,表达意思所指比较宽泛,可以理解为摹仿、说明、描述、叙述、想象、定义等,它更像是语言的自然属性、初始功能.它首先要接近的,是事物的原型,而非所谓的真相,这里的原型,包括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原型、虚拟与非虚拟的原型、经验与超验的原型.就好比人,除了精神的定义,还有肉体、女性、男性等定义,世间万物,基本上都各自有“型”,书写记载活动不能忽视这一几乎算是自然性的本质存在特征.小说创作、文学评价,说到底,也是书写记载活动,如此定位,并非要否定小说创作及评价的想象力与创造性.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但此“物”首先是书写记载的工具,然后才是包括意义在内的其它,今人说现实与虚拟之别,但“虚拟”即真实,它没有改变语言文字书写记载的功能,“虚拟”也须被描述才能成其为“虚拟”.“词是原现象.词是意义前提,因而同时也是有关一切可能的‘历史’的所有认识的固定资产――这里所说的‘历史’完全不同于时间上的、客观的事件顺序,而是存在和事件的、被词从本质上设计好了的过程的意识连续性和意义连续性.正是因为词设计了一切‘历史’,所以词本身就无任何‘历史’可言.有任何一座‘桥梁’,没有任何一种‘过渡’从这种历史通往所谓自然史”(舍勒).尽管现象与意义很难绝然分开,但没有语言文字这种“固定资产”,所谓的“意识连续性”、“意义连续性”则无从谈起.既然是书写记载活动,小说创作、文学评价亦要面对认识与记载的对象.对象一词在今天已显得陈旧、鲜被人提及,但对象的“在”却是一个永不会消逝的问题.基于这一前提,写作者只要一提笔,就很难绕过对象的型或形,无论写作者有没有将其清楚明了地道出,也无论写作者有没有能力把握它们,它们都在,它们或臣服于写作者的笔力,或游离于写作者的心神之外,但是始终“在”.对此“在”的讲述及表现,就是意义的前提.但许多的文学评价、小说创作,直奔意义而去,忘记了意义的前提.同为认识与记载活动,“史”记给小说创作、文学评价的启示是,虽然它无法摆脱连续性意义的围绕,但它时刻没有忘记意义的前提.比之“史”记,小说创作与文学评价,有其独特处,即容纳经验、张扬感觉,但也许正是这一性格,纵容了小说创作及文学评价对意义无节制的追逐,意义的前提也因此经常被抛诸脑后.相形之下,诗歌创作因为注重呐喊及形式、忙于表达愤怒,追逐意义方面,反而略微收敛些,当然,诗歌评论又另当别论.但凡伟大的作品,必蕴藏丰富广博的意义,这一结果,是作者看重意义前提之所得,而非放弃前提直奔意义所得.无论作者偏属于哪个主义、哪种流派,无论作者善用再现还是表现,都没有办法绕过柏拉图有关洞穴囚徒的喻言,作者必须要面对那个“火光”.无论你看到的是真实的“火光”还是投射的“火光”,它都有一个影子在、原型在,哲学王与终身囚徒,都要去面对“火光”,并饱受“真实”折磨.尽管“火光”只是喻言,但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还是首先把光、洞穴、囚徒的情状给实实在在地描绘出来了,之后再论理性与哲学王,这些概念性的语词并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论辩的逻辑过程、描述的递进过程,保证了这些语词最终实现意思与意义的契合.人们常常谈及卡夫卡的现代意义,但他写《变形记》：也离不了“形”,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大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人确实是变形了,但是甲虫的原型还在,对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之后的形状与行为,卡夫卡的描绘不可谓不细致,没有这些准确到位的描绘与揣摩,先谈什么人的异化、孤独、隔绝,那就是虚妄.莎士比亚的戏剧,鲜有直接高呼意义的举动,他的很多剧作,比如《威尼斯商人》、《错中错》等,都涉及到契约、借据、婚约等,这些多是人际和解或冲突的现实基准,但谁又能说这些现实契约里没有包含宗教、思想、人生大意义呢就像尼分析的那样,正是在契约关系里,“让许诺者记住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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