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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法国作为海外中国学的创立国,在中国学研究上有着良好的传统,历史悠久.从康熙年间的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向西方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算起,大致可以分为５个发展阶段,并设立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出现了众多世界知名的中国学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法国中国学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厘清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将对我们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海外中国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中国学研究法国历史与现状
作者田成刚,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副研究员.（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海外中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法国创立的.法国在中国学研究上有着良好的传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众多世界知名的中国学家.在１８世纪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巴黎被誉为西方中国学之都,在西方甚至有一句口头禅：“学汉学（即中国学）,到法国.”［１］许多学者推崇法国为海外中国学的摇篮.可见,法国中国学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厘清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将对我们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海外中国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法国的中国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从康熙年间的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向西方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算起,大致可以分为５个发展阶段：
１、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创立阶段（１７世纪８０年代至１８世纪末）
１６世纪末,利玛窦等意大利、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教的同时,还担负起了中学西传的重任.他们的著作多将中国作为理想的乐土加以赞美,从而激发起法国和西方人对中国的丰富想象力,对海外中国学具有重要的催生作用.１６８５年,白晋、李明等６个荣获“国王数学家”头衔的法国传教士受法国国王派遣,远赴中国,揭开了法国中国学创立的序幕.这些法国传教士到达中国后,采取罗马教义“中国化”的传教策略,认真研习中国语言文化,注重和中国上层人物打交道,有的还长期在中国朝廷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撰写了大量著作,向法国和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们的这些著作对奠定西方和法国中国学的发端,对推进中国文化的西传,对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巨大的影响.１７６０年,伏尔泰曾说：中国的名声比欧洲的某些省份还更为人所熟悉.这个时代的最大的思想家们都对中国感兴趣.［２］但教廷反对耶稣会士在传教方面采取适应中国风俗习惯的传教策略,与中国朝廷之间产生了礼仪之争,严重挫伤了西方和法国中国学的顺利发展.
２、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１９世纪初至１９世纪末）
礼仪之争中断了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但１８世纪的中国文化热并没有在法国人心目中熄灭.法国思想界、文化界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使法国的中国学研究得到了多个方面的拓展.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中国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法国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中得以确立.１８１４年１２月１１日,法兰西学院决定设立中国学讲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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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法国中国学的繁荣阶段（２０世纪初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
进入２０世纪,法国的中国学在多个方面得到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４个方面：一是相当完备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纷纷创立.除１９世纪已经开设中文课程的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外,２０世纪初新增设的中国学教育机构有：巴黎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学院、国家科研中心等等.新增设的研究机构有：巴黎大学中国学高级研究所、法中中国学研究中心等等.这些机构的设立是法国中国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二是法国出现了众多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大师,如沙畹、考狄、马伯乐、葛兰言、伯希和等人.三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其研究领域除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外,法国学者对有关中国的考古学、社会学、敦煌学、天文学、民俗学,以及宗教、思想、经济等领域都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研究,有些学科如考古学和敦煌学还属首创.四是专业性的中国学研究报刊杂志相继创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研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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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法国中国学的曲折前进阶段（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至６０年代中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入侵法国,给处于鼎盛时期的法国中国学研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３位有世界影响的法国中国学家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在１９４５年先后去世,他们的去世给战后的法国中国学研究造成巨大的真空.由于西方国家在战后对新中国采取孤立主义的“鸵鸟”政策,人为地造成了中西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中断,这对资料的获取和中国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造成了困难.所有这些导致法国中国学研究日见衰微.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局面下,著名中国学家戴密微力排万难,领导了法国中国学的重建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法国中国学在曲折中前进,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宗教、历史等研究领域还保持一定的优势.这一时期是在法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
５、法国中国学的深入发展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
１９６４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承认了新中国,中法关系的改善刺激了法国学者对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究,为法国中国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首先,中国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进一步增多.除以前开设的中国学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外,新设立的巴黎第五大学、巴黎高师、马赛大学等诸多学校也都设立了中国学的教学机构,甚至巴黎的一些中学也把中文列入外文课程学习.这些机构除进行汉语教学外,还注重专门人才的培养.其次,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专家和喜爱中国文化的学者日见增多.以东方语言学院为例,在１９世纪末学习中文的学生仅有２０人左右,１９６４年时也就３００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１９８２年人数激增到１８００多人.［３］再次,法国在保持传统中国研究优势的同时,也开始注重近现代中国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吸引了法国学者的关注.最后,在众多领域出现了有影响的中国学家,如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巴斯蒂夫人的中国教育问题研究、白吉尔夫人的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中法文化交流的深入,法国中国学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法国中国学研究的主要机构
法国中国学研究的机构设立早,种类多,研究课题的内容广阔,这里仅就比较重要的研究机构加以介绍.
１、法国远东学术研究院.法国远东学术研究院成立于１９００年,它的前身是法国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这一机构在学术上由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赞助.１９０２年,研究院由西贡迁往河内.１９５６年,研究院的本部迁往巴黎,在行政和财政上受国民教育部监控.研究院在河内期间,几乎成为所有东来的著名中国学家的必经之地,马伯乐、戴密微、石泰安、谢和耐等均曾被前后派往这里担任该院的研究员.法国远东学术研究院除巴黎本部外,在印度、东南亚、日本京都和中国台北等地还设有分部,或有特派驻地研究员.该学院出版《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考古论丛》等多种专业学术期刊,中国宗教研究是该院的主要研究方向.
２、法兰西学院.该院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为承担巴黎大学不能接受的教育内容而创设的机构,当时主要是进行希伯莱文和希腊文的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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