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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书派与清代化“碑学”的关系
清代“碑学”究其本源应为“北朝碑版楷法”.①最早举起“碑学”大旗的是在乾隆时历任山东、浙江学政,创办过广东学海堂的两广总督阮元.他的《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探索了北碑的历史源流、传承关系,指出北碑并不比南帖差,应该重视北碑的艺术价值.由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使得清代各界人士开始关注北碑,导致了书法界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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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阮元之后,清代出现了一大批崇尚“碑学”的书法家,如包世臣、何绍基等,而推动“碑学”最为有力者则是戊戌变法代表人物康有为.他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变革未果之后,闭居北京南海会馆的汗漫舫心灰意冷之时,读尽了京师藏家的金石数千种,花了17天的时间写就了一本关于金石碑刻的研究专著――《广艺舟双楫》.该书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碑学”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尊碑”之说,极力推崇汉魏碑版,主张以雄浑刚健的碑学书风取代靡弱的帖学颓风.但是,康有为毕竟是政治家,书艺只是他向古人寻找变革论据时的副产品.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开宗明义地说:“盖天下也变之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他的这部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政治上的维新变法因素.据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论述:《广艺舟双楫》1891年刊印后,1898年、1900年两度被清政府列为禁书毁版.这是因为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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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潜心于金石碑刻研究,并身体力行的是清末民初在学术界、教育界、书法界无人不知的李瑞清.李瑞清1905年至1911年任南京大学前身两江师范优级学堂监督(校长),在书法上他虽然继承的是清中叶的碑学传统但他与康有为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在做学问上,李瑞清坚守的是乾嘉以来的古文经学方法,重实证和分析.对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出土的大量金石故物拓本,李瑞清不仅对其进行了古代文字书体的整理、考释和分类,而且由考据进而用金石的笔法入书,从而拓展了“碑学”的含义.从康有为一生的学术历程来看,他在写《广艺舟双楫》时虽然还是古文经学派所做的古文字研究,但是这时的他已无心严密论证和专心考据,而只是在酝酿一场新政治运动时从中国自己的传统中寻找变法维新的依据.《广艺舟双楫》是康有为从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过渡性的著作.他的“计其效用,不辨其真假”已现端倪.1890年春天,康有为从北京回广州,与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会晤之后,就完全成为今文经学家了.因此,这本书就如他后来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一样实质重在于其政治性,并不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而李瑞清则恪守以乾嘉以来的汉学研究传统,在研究的范围上不仅涉及汉魏唐宋碑刻,而且涉及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钟鼎铭文,以及西北汉简.在理论研究上,李瑞清不仅展示了钟鼎铭文、碑刻的根本特性,而且以其锐利的目光继承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刻书法理论,确认定后世的碑刻实际上是继承了金文书法这样一种渊源关系.
其次在历史发展上,李瑞清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可谓是现代教育第一人.1901年我国全面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内容,当时任清政府学部管学大臣的张白熙主持起草的《钦定学堂章程》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三大级别、七个等级的学堂教育制度.1902年兴建的“三江师范学堂”就是按照这个学制创办的.1903年张之洞接任学部管学大臣重定并颁布了新的《奏定学堂章程》,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国学校要把经史之学作为教学的根基,适当地吸收“西学”中有用的东西来弥补“中学”的不足,把“中学”交给中国老师教,把西方的科技和自然科学交给日本老师教.张之洞不仅系统地提出一系列的主张而且运用其权力使之加以贯彻.1905年任校长的李瑞清正是张之洞这个教育思想的实践者和实施者.他聘日本教师,严格规章制度,使由“三江师范学堂”改名后的“两江师范优级学堂”上了规模.不仅如此,他在艺术教育上改变了传统私塾式的传授方法,在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开设“图画手工科”培养了一大批美术教育人才,也为“金石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2年后,李瑞清遁居上海王家湾,挂牌订润以鬻书画自给,身着道服,别署清道人.因卖字而多写多思,改变了以往视书法为余事的传统观念.他的创作与理论研究由此进入转折期,创立了“金石书派”.所以,康有为与李瑞清两人虽然只相差十多岁,但康有为是继阮元、包世臣之后把碑学书风推向了顶峰,从而成为近代中国书法史的终结.而李瑞清却在碑学高峰之后以自己的书法理论和创作实践揭示了书学的真谛,还碑学以本来的金石学面目,开创了既潇洒典雅又蕴藉深厚的金石新书风,成为中国现代书法的揭幕人.至此之后,众多书家或碑、或帖、或碑帖交融共同前进,形成了现代书法百家争妍的局面.而李瑞清所开创金石新书风在他的门人胡小石、张大千、吕凤子、李健的发扬光大下,形成了在书学理论和创作上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金石书派.更由于胡小石最早在高等学府中讲授书学,不仅使书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备受国人的重视,而且使这一书学流派对中国书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石书派的理论特色
由于首开金石书风的李瑞清和他的继承者胡小石等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多数人致力于高等教育,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们研究书学的态度正如胡小石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一章通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应注重实际的变迁,而不应注重价值之估定,所应具有的态度,与研究任何史的态度应该是一样的.应具备:(一)冷静的态度,不染任何宗教色彩,不拥护何派,亦不诋毁何派.(二)求信的态度,只问作品之真,不问作品之美不美.(三)求因果的关系之注意每种文学之产生,非突然的,必有其来因.既发生以后,必有其相当的影响与其后来的效果.”要而言之,金石书派的理论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逐本求源的探索精神.
李瑞清以独到的眼光提出学隶书、篆书要“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思想,扭转了传统及清代书家写篆的风气.这是李瑞清对中国书法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影响深远.在李瑞清看来,钟鼎彝铭的金文是一种原始的篆书,处于还没有从更古的书体中真正脱胎的混沌状态之中,字体和造型是处在发展变化的转折期,尚未成熟,也没有严格的、固定的、统一的准则,充满了真情实感与探索的精神.这就如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虽然粗糙,但发展前途很广,可供吸收利用的成分很多.学习这种作品,个人的想像力和艺术的造型能力很容易被激发起来,在其不完善的地方植根发展,最后借助它的形式,完善自我风格.篆书如此,隶书也如此.李瑞清要求学隶者不仅要学两汉的碑刻,而且还要学习两汉镜、铭、砖、瓦上的文字.这样就比包世臣、康有为更高明.他以那个时代能掌握的资料来确定学习书法应学金文书法的观念,并且在实际的书法实践中将金石书法的审美观念表现出来,这在书法的用笔和造型上都比以前有很大的突破.侯镜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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