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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地把握了魏体真书的规则,这种规则的外化,也就是李瑞清的一种不同于他人的风格.他的对联“秀语夺山绿,寄情破天悭”和“河长可为带,崖自车.”一眼望去,那种既法度谨严又气势恢弘的金石书风便知出自李瑞清之手.这两幅对联虽都是真书但细细看来前者取自《瘗鹤铭》,而后者却取自《郑文公碑》.但无论是法《瘗鹤铭》,还是法《郑文公碑》,呈现给观者的,不是李瑞清服从于诸碑法,而是诸碑法皆从李瑞清的规范中化出,成为清道人法书.“有些人认为凡言金石书风,只是取原始的民间的尚未形成成熟的书体的风格.李瑞清的书法实践却是让原始的民间的艺术,通过艺术加工而融入自己的艺术语言,成为自己的艺术结晶.李瑞清的艺术语言就是规范,然而这种规范不是永恒的,它是一个书法大家最终冲刺前的积累.不见得人人都能成为大家,但没有这个积累却永远成不了大家”.⑩

金石书派艺术风格的第二个鲜明的特征是涩行顿挫的用笔.有些人都不能理解这种用笔,主观地一味否定,认为李瑞清创造这种用笔只是依葫芦画山残破漶漫的碑石,而极尽颤抖之能事去表现康有为提出的“雄奇角出”.虽然现在所谓的“金石气”一般都指源于金石的残沥之迹,但李瑞清的涩行顿挫的用笔,却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金石气”,而是融会了感情精神,有内在张力的线条.胡小石曾就怎样理解这种用笔时说过：“凡用笔做出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富之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譬以明之,即须如钟表中常运之发条,不可如汤锅中烂煮之面条.如此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达到用笔之最高要求.”[11]可见,这种用笔是李瑞清于金石碑碣不懈探索的结果,如不涉三代篆彝、汉魏碑碣而误解此用笔,也在情理之中.书法中运笔之难,难在遒劲.涩,指涩势.是说笔毫行处笔要留得住,又不是停滞不前,行笔既急,既劲,且沉.“劲”是“疾”的核心,“沉”则是“涩”的根本,如古人云“撑上水船,用尽力气,仍在原处”正是这道理.刘熙载《书概》中也说：“用笔者皆习闻涩笔之说,然每不知如何得涩.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包世臣《艺舟双楫》指出了此种用笔的方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由此可见,涩行顿挫是指行笔过程中步步为营留得住,也就是落笔沉劲,行笔含蓄之意.这样才能使书法作品含蓄蕴藉,意味深长,反之用笔放纵,则往往是一览无余.当然,书当肇乎自然,不可信笔,亦不可太矜意.淹留劲疾总当恰意而行,过与不及皆是病.综观李瑞清、胡小石的书法作品涩行顿挫均恰到好处.

金石书派第三个特征是碑帖交融.中国书法自晋代王羲之改变了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为妍美流变的书风之后,经梁武帝萧衍的推崇,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翰札手迹,并极力彰扬,遂使王羲之为“书圣”.以后宋、元、明历代不仅以王书为“帖学”之宗,而且以王书为正宗一统天下.然而,“帖学”在经过宋、元、明高峰之后,日益走向衰落,特别是以唐人碑版为楷书,因历朝历代重摹洗剔,渐渐失去本来的面目,到了清初已走入穷途,出现了纤弱、僵化的“馆阁体”,完全成了千人一面、万字雷同的极端状态,成了科举考试的手段.清中叶“碑学”兴起,先是在嘉庆、乾隆年间出土了完好如新的唐碑,形成了唐碑的兴盛,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的碑刻书法受到普遍的重视,以后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发展和秦汉石刻、墓志、造像、瓦当等的大量出土,以及摩崖刻石的发现,在咸丰、道光年间“碑学”全方位地占领书坛,给中国书法带来了新的生机,不仅形成了“碑学”的高峰也促成了“书道的中兴”.但在“碑学”兴起之初,由于碑学家们力倡北碑,尊碑抑帖,特别是楷书方面,不仅阁帖不能学,而且如康有为所认为的那样“唐碑”也不可学.在“碑学”的强大影响下,原来一些以“帖学”为归属的书家也放弃“帖学”,临习碑刻,新的书家更是完全崇尚“碑学”.这种现象到了清末开始有了变化,有见识的书家们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思碑帖的得失,把碑与帖成功地结合了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李瑞清就是其中的一位.

据李瑞清自己讲幼习钟鼎,长大以后又学两汉六朝碑碣,但对法帖却不很留意.直到避乱沪上鬻书作业,沈子培、秦幼蘅先生劝他纳碑入帖,才开始选临淳化秘阁、大观、绛州诸帖,研求法帖.虽然李瑞清是在沈、秦二人相劝下开始习贴的,然而李瑞清以自己独特的北碑用笔于帖,很快就寻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他不仅用笔以碑为主.而且字的体势也多具魏碑风姿,特别是他的行草书抛弃了那种萧散简淡、柔弱妩媚的姿态,而表现出古拙雄强、若奋若博的风格,使行草书重新有了生机,赋予了崭新的面貌.如《李瑞清跋王孟津书》用笔如火筋画炭、连属无端,得“二王”之神韵,而在另一幅草书轴上面题道：“此或大令书乎.”对自己得王羲之书风的得意跃然纸上.由于宋行书在中国书法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李瑞清非常注重学习宋四家潜心钻研他们的书法作品.李瑞清对宋四家的学习正是想打破习碑者不能书行草的弊病,在他自己的手札中很多有宋四家神韵,达到了能“神与之合”的地步,所以沈曾植说：“李道士有祝希哲之书才.”[12]

李瑞清这种化碑入帖,碑中有帖,帖中有碑在今天看来其立足点还是站在碑的立场上的,是以碑融帖.而胡小石先生则兼融并蓄地受到碑帖的共同陶冶,在继承以行书的灵动化碑法之刚峻的传统上自觉地追求碑帖融合,将金石书派的碑帖结合发展到新的境界.他既继承了师辈的用笔和结字,又更为宽容地接受碑帖两方面的营养,并主张碑帖兼容.他所临的碑版不滞不沉,而以碑临帖则稳健雄厚绝去了碑派的“雄奇角出”的特征；他所创作的书法作品成功地将碑派的用笔和结字的特质糅入传统帖派面貌之中,金石味与书卷气异质同体,互相映衬、互相生发.但由于胡小石先生在1962年就过早的仙逝,还没有完全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

作为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和碑学大帅,李瑞清创立的金石书派揭开了中国现代书法史的序幕,而且在现代书坛流派中独其一格.随李瑞清学习的胡小石、张大千、吕凤子、李健诸家在书艺上都各具风采,书法理论上也有所继承和发展.特别是胡小石先生1934年在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班”开设的“中国书法史”课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真正把书学作为了一门学问,而改变了以往书法教育只注重实用书写技能的传授.随着考古发现的丰富,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的发展,金石书派的书艺和理论还有发展的广大空间.

金石学术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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