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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相关论文范文资料,与南科大之困审视大学管理去行政化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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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那我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将不堪设想.所以换个角度来看,“自主招生和自授文凭”至少有伪命题之嫌,并不足于成为大学去行政化的办学治校理念.当然国家法律法规也有时迁治变的必要,但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尊严,只能通过法定程序改变而绝不能随便逾越.因此,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之办学治校理念,显然有悖于高等教育法律法规.3．南科大的办学治校问题.“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去行政化改革使南科大的办学合法性受到质疑,为从这一困境中尽快解套,朱清时选择了“高调改革”、“媒体介入”的策略以图借舆论力量以促成南科大的改革.为此,他频频出席公开活动和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他把南科大的改革希望寄托在舆论上,结果不仅把自己和南科大推到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上,而且也充分暴露了南科大办学治校浮躁不实的问题.
事实上,在朱清时一直忙碌于舆论聚光灯下,大谈自己的办学治校理念和南科大改革的意义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所新生大学似乎只有朱一人在拳打脚踢,人们看不到南科大志同道合的团队力量.据内部爆料,“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已身兼多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七十的院士；另一类是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12］.而据香港科大原学术副校长孔宪铎先生在《东西象牙塔》一书中回忆,香港科大在开学之初就延聘了一二百各行各业的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一位WolfPrize得主、两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四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两位加拿大院士、六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学术精英,其中有70%以上获得美国博士学位,其余来自加拿大、英国以及澳大利亚［13］,可谓人才济济.他还介绍说,“科大的人才,多是三顾茅庐来的,不是靠广告来的”［14］.在香港科大创校之初礼聘的60位正教授中,没有留下来的只有三位.［15］办大学尤其一所新成立的研究型大学,首要的工作是选聘人才并设法将他们留下来.朱清时领导能力即便很强,然而,仅凭一人之力可以独创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吗?更何况要一步到位地建成之.不重视教师和管理团队建设并注重发挥团队成员的作用,这是南科大办学治校致命伤之一.
大学以实施专业教育为基本职能,因此其依据学科专业为发展及其内在逻辑设计和安排组织结构,换句话说没有必要的学科专业结构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为此,高教法也规定大学“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遗憾的是南科大除已设3个内容相当空泛的“理学部”、“工学部”和“通识教育部”外,至今没有明确的学科专业设置.或许这也是朱清时到位两年还没有建构一支基本稳定的教师队伍的原因,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服从于组织目标及其结构的需要.这是南科大办学治校的致命伤之二.
由于大学是对高深学问进行选择、保存、传递、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学术组织,其活动复杂性、结构复杂性、成员复杂性,以及权力构成复杂、社会环境复杂、社会职能复杂等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大学是最需要通过遵循其自身发展运行规律的建章立制管理学校,以处理和平衡好大学内部同时存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防止行政化.对此,朱清时亦有十分清晰的意识,他曾宣布：“我们将探索‘去行政化’的、以追求学术卓越为主的管理模式,把学校真正建成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16］,“为了实现南科大的目标和定位,也为了回归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尝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17］.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朱清时理想中的“管理模式”和“现代大学制度”至少在今年6月《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前,还只是不甚清晰的概念而非可视的制度文本.
当然制度建设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南科大的问题在于这所已经命名五年半、获得教育部筹备建设批复一年、校长上任两年有余的大学,直至在招生后都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办学治校规范.香港科大首任校长吴家玮总结自己创校经验称：“对任何单位来说,还是得先制定出一套规章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在政府很紧的规章里面,先把能自主的做到最好.”［18］孔宪铎先生把香港科大的成功概括为：“就是在这样一个有完整制度,有杰出领导,有精英人才和宽裕钱财之下建设出来的一所位于亚洲的美洲大学.”［19］由此可见,香港科大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制度的成功.坚信“高教改革机遇比计划更重要”的朱清时校长说,香港科大的办学模式不可拷贝,但香港科大把治校规则建立放在首位的态度和方法以及其制度成功的教育何以不能学习?否则,朱清时凭什么说以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建一步到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何况现代意义的大学本来就是西方成熟制度的产物?不注重制度建设先行是南科大办学治校的致命伤之三.
此外,作为一所地处思想观念开放、经济实力雄厚、政府高度重视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大学,南科大办学本可以不必操之过急.在包括连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培养大纲都还未成型、教师队伍还不落实的准备工作极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开班招生,这一极不慎重的举措,不仅把南科大引入困境,而且暴露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问题.相较而言,香港科大选择的却是宁静致远的办学策略,其成立之初,计划用8年时间建成一所实力雄厚的新大学.其创校校长吴家玮总结道：香港科大是一个惟“一步一步去做”的结果.他回忆香港科大筹建时期,靠着智囊团队及筹建团队,设计科学详尽的办学方案,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香港科大在人才选聘的问题上更是花大功夫,“有学问有成就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都去找过了,如果没找到你就是你还不够资格”［20］.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4年之后,才开始招第一批学生.
显然,朱清时对此则持不同的看法：“办大学一定要门类齐全、老师齐全了才招生,这是种误解”,因为南科大“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为中国的教改探路.不是按部就班地办个学校,而是看见机会来了、时机成熟了,就马上办教改实验班”［21］.但笔者以为,即便如朱清时所说,“用中科大的经验,用深圳的财力,聘用最好的老师”［22］,对一个45名学生的教改班并不难,但需要质疑的是,即便南科大举深圳全市之力把这些具有天赋的学生培养成杰出人才,又有什么意义?它能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去行政化提供什么可供普及推广的成功经验?
李晓原等认为,南科大“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23］!不可否认,李晓原等3位香港科大教授的批评确实尖锐,如果朱清时校长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成败为大局,真的应该用一种包容大度的胸怀倾听如此振聋发聩的逆耳忠言.试想一个从管理团队到学科框架、教师团队、内部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机制、教学大纲等均还未成型的大学,凭什么敢说一步到位地建成亚洲一流研究型大学?更不用奢谈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路了.
朱清时是我国最富改造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理想和改革勇气改革意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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