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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类有关论文范文集,与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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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大学“去行政化”的要义,就是既承认现代大学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必要性,更强调大学的行政管理有别于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特殊性,在大学组织文化的“场”内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即服务并切合大学的学术活动、教育活动的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学去行政化有利于那些由教授、博导、院士出任校长、书记的学科专家向真正的教育家的转变,而且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教育家.
关 键 词大学去行政化行政级别越权与异化校长职业化
作者龚放,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南京：210093）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强调,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6月6日,国家公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7月29日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再次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去行政化”的改革取向：“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1］就政策层面而言,大学“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改革方向――尽管加了“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这样较为审慎、也较有弹性的修饰词.但是,大学“去行政化”何以须为?仍然有辨析、澄清的必要；大学“去行政化”何以可为?也不无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大学去行政化”：
绝不等同于取消院校的行政级别
对于逐步淡化或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有多位著名大学的校长、书记发表了不同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津大学校长龚克的担忧：“目前社会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官僚体系,高校里若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就不知道该和谁对话,找不到省里的主要负责人,甚至连厅局长都可能不愿见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令你事难办.”龚克的坦言,涉及了当今中国不容回避而又令人无奈的“行政化”、“官僚化”的社会现实.确实,高等院校的“行政化”倾向,仅仅是全社会日益严重的“官本位”问题的“冰山一角”.如果连著名大学校长都会因为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而“求见”无门、对话无人,更遑论普通教师的建言献策或平民百姓的投诉、辩白了.今天的中国非要总书记批示或总理发话,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失地农民的温饱才有人问津.这些报道在让人们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民务实作风的同时,也凸显了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的“官僚化”作风和对百姓疾苦麻木不仁的恶习.同样,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官本位倾向,各级党政机关不从根本上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新”的价值观和执政观,则大学的“去行政化”是难以真正落实到位的.
话说回来,大学的“行政化”固然与实际存在的院校行政级别有关系,但“去行政化”又并非依赖淡化或取消“副厅”、“正厅”或“副部”、“副省”此类级别就能见效或完事.解决此类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身居大学管理高层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富贵于我如浮云”,还是“丈夫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提级时”?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也好,与行政级别完全脱钩也好,对一个真正献身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大学校长而言,应当是无足轻重的.1950年代中期,身为云南省省长的郭影秋主动向中央请缨,出任南京大学书记兼校长,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云南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说：“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匡亚明作为1920年代即投身革命的高级干部,在省级领导与新组建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时他们并非没有行政级别,但他们志存高远,不为级别所束缚和牵累,将心思放在研究、探索教育、科研和办学规律上.他们后来能够成为有思想、有见地且有建树的大学校长,由革命家“华丽”转身为教育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境界超越了个人名利和荣辱,他们的“兴奋点”与关注点集中在“育天下英才”、“进学术前沿”和“办一流大学’,他们真正做到了“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防止行政管理的越权和“异化”
长期担任剑桥大学学术副校长的阿什比勋爵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黑体由原作者所加）”.［2］毫无疑问,200年前的柏林大学,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共同体”,或者说“学术共同体”.数十年前阿什比主政时期的剑桥大学,也是学科不多、规模有限的“同质体”.在这样的“同质体”大学,其内部事务基本上由专家学者兼管,大学在实现基本自治的同时,也做到了教授治校.
但是,时移势迁,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学的体量、形态、使命和功能均发生了根本变化.1963年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哈佛大学所发表的豪情万丈的演说,形象地展现了这一历史性变迁的画面：19世纪中叶纽曼所赞许的大学,充其量是“一群僧侣居住的村庄”；20世纪30年代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也不过是“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它们都难以与加州大学这样“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多元化巨型大学”相匹敌.［3］曾经担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18年的弗兰克H.T.罗德斯,则用一组数字突出反映了大学规模的扩张、学科的繁衍、功能的拓展是如何改变了大学管理的性质和文化――“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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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已经是这样一个巨型的复杂系统,或者说“矩阵结构”.它不仅要培养数十个学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而且要进行数十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它既要与各级政府打交道,从它们那里获取财务、经费的支持和政策、法规的指令,还要与相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周旋,既向它们“输出”自己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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