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类有关论文范文集,与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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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管理人员“指挥教授搬凳子”而不是“为教授搬凳子”外,大学“行政化”的另一个重要涵义就是:“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也就是说,大学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延伸,过多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失去了大学的独立性.”[11]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位法国商人在被问到国家如何振兴商业时说,国家只需做好诸如修路、铸币、制定灵活的汇兑法等事项,剩下的“由我们自己来干”.康德认为,这一回答也适用于大学,特别是哲学院与国家的关系.[12]但是,时移势迁,大学早已不止文(哲)、法、神、医四科,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不仅“承担大量教育经费的州,现在越来越坚持为大学定调”,而且,相当一批学者专家也认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3]
由于现代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大学能够承载的社会责任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也远远超越了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大学和19世纪“象牙之塔”时代.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既涉及国计,更关联民生.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弗兰克H.T.罗德斯充满睿智地界定了进入21世纪的研究型大学的核心活动:“作为一种公众信任的研究”――“研究需要自由和独立性,但它代表着公众义务和信任;研究源于个人的求知欲,但却需要公共支持;研究属于个人发现,但它提供了公共知识;研究需要个人洞察力,但它产生社会利益;研究以基础知识为根本,但它要运用于实践.”[14]这一界定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当代大学的重要特性,即它们不再是少数精英学者的集合与“基于闲暇好奇”的探索与追求,它们在保持个人自由与独立性的同时,也越来越与公众利益、社会需求甚至国家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因此,国家的关注、支持和管理、问责,是不可缺失的.但是这种管理和问责的前提,是尊重大学组织的特性和大学活动的特质,而不是将大学视同政府部门的延伸或附庸,采用指令性计划或简单、粗暴的令行禁止方式管理大学.
大学组织特性之一是“学术共同体”.到目前为止,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院校,仍然被视为“学术共同体”.“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正是这些掌握了“高深思想”、“高深知识和方法”的学者教授,组成了以专门化为特征的学科专业.尽管近年来学科的分化与学科的整合使得传统的学科界限有日趋模糊的倾向,但学科的实力、水平和特色,依然是高等学校竞争力的主要标志.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个特性是不同学科间的差异性,不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技术学科迥然不同,即便同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政治学与教育学之间也相去甚远.这种学科差异性延伸出另一个特性,即结构松散,各学科专业发展目标的自主、清晰与整个组织系统目标的模糊.有人将之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混乱的有序”.
尊重现代大学组织特性,就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严格区分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切忌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去处理学术问题,更不能以长官意志来判别学术争鸣的是非曲直;其二,坚持以学术管理为主而非行政主导.
现代大学的组织特性之二是“群英荟萃”,大学是高智商、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富集之地.正如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汇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15]大学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经费等物质条件,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人,在于高水平的学者教授.能否吸引学富五车的大师,能否吸引和造就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青年才俊,已经成为衡量大学核心竞争力强弱的主要指标.
对“群英荟萃地”的大学的管理也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特征,即科学探索与知识创新的“非线性”、非均衡性;遵循人才培养的诸多特性:群体培养与个性培养的结合,可计量与不可计量的交叉,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兼有、人才培养周期较长而效应滞后等等.二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心理特性.近年来许多政府管理部门像办企业、抓经济那样看待大学建设和发展,把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发现与创新视同物的生产,用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考核大学的绩效,要求立竿见影、限时见效.许多高校也盲目引进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推崇计量评估和“重奖制度”等等,将大学教师等同于工厂流水线上的“计件工”,直接、间接,有意、无意地挫伤了大学教师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政府和社会公众必须承认大学是不同于政府部门、军队、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承认大学的活动――培育人才和发现新知――不同于物质生产、商贸活动和军事、执法等其他社会活动.高明的政府理应明白:让“大学自治”,而不仅仅是有限地“下放”本就属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其实正是激发大学活力、发挥大学功能的最佳选择,也是最终符合国家利益和公众期望的教育管理之道.200年前柏林大学成立之时,首任校长费希特教授在履职演讲中说:“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追求真理为主旨,它不是依据政府一时的政治利益和党派、教派的狭隘眼光来安排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恰恰相反,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主旨.”[16]我相信,这也是所有中国大学的高远志向.
大学“去行政化”的出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或者说让真正的教育家来办学,与淡化、取消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两项互为表里的举措.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其实质就是被遴选或聘任到大学领导层面的教授学者,其价值追求不是循着“副厅级”、“厅级”乃至“副部级”的“仕途晋升”,而是要修养、历练成为真正理解教育、钟爱学生、尊崇学术、精通管理的教育家.
真正的教育家的涌现,有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是政府营造宽松、自由、多样化发展的氛围及环境,让大学能够自主、自律,“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办出特色,办出个性;其二是大学校长、书记们对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行政管理的投入与执着,不是将大学领导的职务视为晋级、提升的台阶,也不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将大学管理作为副业或者说“苦差事”.有学者指出:“目前校长的岗位不大可能把一名学者培养成教育家,只能将其历练成官吏,成为通晓关系的‘政客’.”[17]其实就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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