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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类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急就政策模式与中国高等教育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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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出自良好愿望的大学扩招和产业化政策把高校变异为失业后备军的供给者和商业世界的竞争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与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供给模式有密切的关联.从总体上讲,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供给模式,是一种受到大学外部处境决定的急就政策模式,这种模式违背了大学自身的规律.彻底解决中国大学发展的根本问题,既需要仰赖中国改革开放的有效深化,也需要自信地吸纳并创新西方大学的经验；其中更为紧要的是,中国大学必须脱离战时思维的约束,告别急就政策模式,实现理性筹划.
关 键 词大学扩招急就政策模式战时思维
作者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275）
中国高等教育存在问题,①这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共识：10年前开始的大规模扩招,不仅引发大学发展内源动力的衰变,而且也是造成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原因之一；教育产业化的热闹鼓吹,也因其导致大学教育的不公平,丧失了公立教育的公正性而广为诟病.然而需要进一步探问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出现问题的根源何在?这就有必要在描述问题的基础上追根溯源,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治理.否则,就不足以解决问题,也就无法将中国高等教育引导到健康的状态.本文预设一个急就政策模式来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出路.急就政策模式,就是缺乏总体的、长期的政策考量,仅仅是由于当下需要而紧急出台的政策模式.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问题均源自这一政策模式.
尴尬的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十分令人关注.不必说高等教育的精神生产、社会引导、知识革命、技术创新难以满足迅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的需要,就是高校内部运行的状况也早就为人所抨击.前者关乎中国高等教育的全局问题,后者直指中国高等教育的内在弊端.就前者看,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落后于社会变革,几乎被中国社会挟持着前行,未能提供给转型中国充足的高质量的精神与知识产品.首先,中国高校的人文学科既无法产出适应中国现代性转变的哲学,也无法发挥整合民族精神的效用,相反,人文学科自身的人文品质实在令人担忧.其次,中国高校的社会科学门类既无力在知识上清楚描述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无力对社会转型提供指引.再次,大学的科学研究不仅未能像所在的社会一样发生结构性的飞跃,相反,科学家既未能对人类总体知识的进步做出贡献,也未能对国人的科学精神发挥正面的引导作用.最后,技术领域的创新似乎也远离高校,统计表明,高校对科技进步的贡献尤其是在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中所占份额很低.与这种尴尬相伴随的是,部分高校人文学科的急功近利,尤其是虚无主义思潮的甚嚣尘上.
总体而言,人文学科安于嫁接不同的观念,要么不辨是非,引进各种新奇而无助于国人认知和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理念,从而造成极端相对主义以至于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要么就声称回到古代经典,号召人们皓首穷经.惟独当下的人文精神状况的研究,被他们视为落伍而遭受冷落.社会科学研究已经陷入一种引进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模式而不能自拔的状态.至于社会科学说明和解释所在社会的任务,则几乎被遗忘,而其是不是具有美式社会科学的外部形式特征,却反而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美式社会科学自身具有的深入社会生活的精神品质被有意无意地遗漏,社会科学几乎变成“别人的”社会知识嫁接,而不具有中国针对性.同时,中国的科学家群体日益陷入谋求国家指挥棒引导下的研究经费的状态中,在取得一定成就的情况下,科学家们谋求从事行政工作,几乎成为趋同的选择.技术专家不是致力于技术的总体提高和专门技术的创新,而是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名目下,他们大多致力于以一种专门技术谋取当下所得.部分专家严重忽视科学研究的非功利取向,这些技术对于公众的安全影响,几乎不为他们所考量.
就中国大学内部的治理而言,大学被揭开神秘的面纱,大学校园内部的偶发性悲剧事件暴露在公众的面前,并被媒介夸张地放大.教师的职业道德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抄袭和剽窃蔓延到国家教育部不得不成立学术道德委员会的境地.人文学家的崇高感和使命感严重流失,社会科学家将专业作为个人谋利的工具,科学家将科学作为增加利益获得的工具,技术专家蒙骗国家技术开发经费的事件不在少数.这就使得革命时代被神化的高等教育愈来愈被人轻视.当中国高校几乎无力供给民族精神所需要的产品时,高校本身的尊严也就每况愈下.
追溯起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这些尴尬境地与它的组织处境具有密切关系.从整体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布局和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从定位的角度看,中国高等教育是总体政治布局中的一环.因此,它从来就受制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需要.这就导致中国高等教育历来被政府政策所塑造.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运行的主管部门,几乎对大学事无巨细、无所不管――从学校的分级定位,到学校的发展规划,再到学校的招生规模、办学方式、教学计划、大学的评价,几乎完全是官方的,甚至大学修筑新的建筑物等等琐事也得国家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中国高等教育的尴尬状态就此注定：它面对的是国家与社会极高的期待,但其发展的非自主性却内在地限定了其满足这一期待的能力.因此,极高的希望与极大的失望之间,显现出大学处境与社会疏离的现实.人们期待大学教育权的兑现,但大学努力适应的结果是大学毕业生的失业.这固然与国家拓展就业空间不足有密切关系,但大学自身却逃脱不了被社会责难的命运.同时,大学资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它极端仰赖政府的资源供给,当政府资源无法倾斜性地向大学供给的时候,它只好将大学生抛向市场.中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但由此导致的大学追逐利润技巧的低下、履行教育公平责任的失落,一再为人批评.因此,大学教育产业化的取向如今无人公开申论.大学如何定位,似乎再一次陷入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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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政策模式下的大学处境
中国大学处境的尴尬状况,有大学自身的原因.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政策模式注定的一种结局.本来,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主观目的是为了扩大入学普及率,满足公众入读大学的高涨要求.大学教育的产业化取向,则是为了缓解扩招后大学获得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主观意图不可谓不好.但大学扩招带来的大学转型,即从所谓精英型大学教育转变为大众型高等教育,不是减缓了大学面对的政策局限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相反加剧了二者间的紧张.因为大学教育的相关结果并没有与扩招和产业化相匹配.这种不相匹配,就扩招来看,既体现为就业安排和劳动政策的短缺,也体现为对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高估,更体现为对就读大学的期待与结果之间反差关系的低估.而就教育产业化政策来看,既体现为相关产业政策的不配套,因此高估了大学将知识转变为产能的能力；同时也体现为对于高等教育公共性特质的认知不足,因此高估了人们为高等教育付费的积极性和能力；再者还体现为大学内部行政化运转转变为社会化运转能力的紊乱,这些都导致大学陷入了追逐利益的商业泥潭.
与之相悖反的是,出自良好愿望的大学扩招和产业化政策变异为失业后备军的供给者和商业世界的竞争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与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供给模式有密切的关联.从总体上讲,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供给,是一种受到大学外部处境决定的急就政策模式的供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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