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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题的解决上,扭转了合作医疗只依靠个人缴费和乏力的村级集体而屡试不爽的困局.这意味着政府不再拘泥于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制度框架,增强了在民生问题上的国家责任.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上学难、上学贵”等凸显的社会问题的压力,但毕竟表明了福利提供思路的转变.本文地址:http://www.sxsky.net/wenxue/030476585.html
2006年,关于和谐社会的决议正式强调民间组织特别是专业性产业组织、公益性服务组织等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标志着引致和谐已经成为社会政策的功能性目标,一种服务于开创和谐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开始全面展开.其中一个重要转变,是行动主体由政府与市场（个人）的二元结构转向政府、市场（个人）和社会（民间组织）的三元结构.这标志着国家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后,开始在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主动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探索一种政府与社会之间从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平等对话式合作的新型关系.
2007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城市全面推广到农村,标志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延续下来的社会保障制度“重城轻乡”,社会保险只在城镇内部扩大覆盖面的不平等格局,这意味着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开始消除对广大农民的歧视.
2008年,设立对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的全国哀悼日,标志着以人为本真正成为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抗震救灾这种社会救援、社会救助,承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同样珍贵的,这种救助不问出身、地位、年龄、性别、职业、贡献和政治表现,这对我们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是一个冲击.以往我们的社会政策有意无意地在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制造了过多的区隔和矛盾,仅以退休一事为例,离休和退休不一样,在机关单位退休和在企事业单位退休不一样,早退休和晚退休不一样,城镇职工有退休待遇而农民没有退休待遇等等.社会政策本来是为了解决矛盾的,不小心却制造出了不少矛盾.
为了解决矛盾而制造了矛盾,这的确是社会政策的一个难缠的悖论.如果我们能够根本解决矛盾,那自然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一条途径.问题是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很多矛盾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根本解决.而社会政策又往往是同时追求双重甚至是多重目标,例如,既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要发展高技术产业；既要扩大就业,又要“减员增效”；既要拉开差距,又要实现公平；既要鼓励竞争,又要社会安定等等.那么,如何能够在存在矛盾、承认矛盾、甚至利用矛盾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和谐,就是对社会政策的严峻考验.为此就要探索另外一条途径：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最大的共同利益,在相互矛盾的取向中达成最大的共识,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公平效益.研究证明,在不同利益的底线上可以找到最大的共同利益；在各种意见的底线上能够建立最大的共识；优先满足或补偿获益最小或最弱势群体的需要和利益,公平效益最明显――这就是底线公平.底线公平不只是一种公平理论,也不完全是一种理念,它更是社会政策,而且是现实可行的社会政策.它是在承认存在着复杂的社会矛盾而又短时无法消除这些矛盾,承认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差距而又短时无法回避这些差距的情况下,追求以体现公正公平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和谐的现实的、理性的、科学的选择.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社会政策逐渐摆脱了被动应付矛盾和问题的阶段,步入了在矛盾凸显的发展阶段而能引致和谐的佳境.社会政策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功能,因为它以坚持以人为本为理念,以重视民生为取向,以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以保护弱势群体、实现底线公平为重点,以统筹各方实现共赢为途径,以全面调整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基础,缓解社会紧张,增进社会团结,探索和创造了在矛盾凸显中引致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品格：从他性走向自性
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型和建设,发生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很自然地吸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在政策选择上更加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能够真正有效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为评判标准,慎言“与国际接轨”,慎言“规范化”,宁愿让各地按照自己的情况和可能去办现阶段能够办到的事；慎言“统一化”,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比经济政策更加五花八门,这种情况固然有它的弊病,但却管用有效.
张秀兰、徐月宾曾经指出：“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独特性更是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国际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最好的做法、最先进的经验,距离我们的现实条件可能更远,更不适合我们的国情.‘迎头赶上’的做法在社会政策中是不适用的.”［4］西方福利政策改革发生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有比较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仅限于政府的某些福利政策.这种改革不是根本性的,而是一种改进.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西方社会小步的、浅层的改进,是被称为一场“革命”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无论是经济体制、政治环境,还是社会结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的深刻变化.西方福利国家强调个人责任、社会化,而中国眼下的现实是老百姓钱少,所以凡是依靠群众个人缴费的制度,如旧的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养老保险都搞不起来；一些以个人缴费为主的制度,如城镇居民养老和医疗也进展缓慢.一些人却还在把自己刚刚知道的西方那些强调个人责任、社会责任的理论当作宝贝拿到国内鼓吹.这样做,有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能够增进老百姓的福利吗?当然,我们不能走福利国家的老路,但中国老百姓现在是福利饥渴,远不是福利过分；政府是应该尽责,而不该一味强调负担过重.
回顾以往30年的社会政策不难发现,凡是那些符合中国国情,适合老百姓需要的制度和政策,就推行得快,效果好,群众欢迎.［5］如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业和失业救助与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就是这样,而它们与西方的同类制度有明显区别.总结我们的经验,所谓中国社会政策的“自性”至少有以下特点：
1.包容性.几乎所有的好理论、好政策在中国都可能有用武之地,但又都显得不足.所谓“都有用”,是因为中国的差异性太大,需求多样化,不单是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就是第四、第五条道路在中国也许都走得通；不单是安德森的“三个（福利）世界”,就是更多的世界也可能在中国找到影子；不单是谢尔登的“资产建设”,就是“资本建设”、“资源建设”,还有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建设”,在中国也都是需要的.但是所有这些,对于解决13亿中国人的也许是几十年、几百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而言,又都显得不够.
2.实用性.中国社会需求巨大,而资源不足；差异巨大,却患不均.这是做社会政策的人不可须臾忽略的国情.前者要求我们慎用资源,后者要求我们善用资源,合起来就是要讲究社会政策的实用性.一百元钱,如果每人发一元,可能谁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果给饥饿者、失学者,可能解决大问题.
3.时效性.追求社会政策的完美性、普适性、长效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既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又具有完美性、普适性、长效性,当然很好.可是中国社会变化太快了,今天的政策很完美,但条件一变,明天可能就不适用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老百姓的需求太迫切了,如果一项政策迟迟不能出台,例如农村养老政策,每耽搁一年,就会有几百上千万老人离开人世；再如教育政策,每延迟一年,就会有几百上千万青少年耽误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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