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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个人养老保险无法可依,只能“就低”参照企业的相关规定,从而与公办教师在退休待遇上形成巨大差别,进而影响了民办高校高学历、高层次教师专职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剧了处于初始发展时期民办高校的弱势.第四,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所有权不完全.《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5、36条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资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财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那么,民办高校的这种法人财产权与《民法》、《公司法》规定的由股东或出资者投资形成的法人财产权,是否具备同样的内涵呢?也即民办高校能否完全自主地行使法人财产权,譬如对外投资、为他人提供担保、抵押财产、转让处分财产等等这些财产所有权中的应有之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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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办教育促进法》将民办教育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其法律框架中没有按照民商法的原理设置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所有权,转投资、抵押担保之类的行为无疑是受到限制的.尽管《民办教育促进法》没有承续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直接禁止民办学校对其财产转让或用于担保的规定,但依然在第38条规定,“民办学校资产的使用和财务管理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民办学校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并公布审计结果.”也就是说,作为法人主体的民办学校在学校存续期间,即使享有法人财产权,但与民法、公司法所规定的法人财产权相比,多了许多限制,这集中体现在收益权和对资产的处置权两个方面.在实践中,民办高校对其财产既不能转让,也不能作为贷款抵押,更不能转投资；而对其收益的分配（更准确地说是对出资者的奖励）,也须符合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即办学盈余的使用必须服务于其公益性使命,主要用于学校事业的滚动发展.可以说,民办高校对其法人财产仅享有了部分权能,实质上只是法人财产管理权,民办高校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私法人.
在此,出现了两难困境：即一方面,民办高校被赋予了独立的法人地位；另一方面,却因公益性而无法完全适用民商法框架下的法人财产制度.于是,民办高校便成为了一种既不同于公办高校（有国家财政拨款）,也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自主行使法人财产权来谋求资金来源以及增值）的另类法人.这种不完全的法人财产权对于必须完全凭借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并谋求发展的民办高校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因为民办高校产权归属的不完全,不仅会直接影响社会捐赠以及公共经费的投入,影响其他民间资本的行为预期,而且还由于资产抵押的限制、转投资的限制,其经费来源主要被局限在举办者的投资和办学收入两个途径.在我国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既热爱教育事业又具备经济实力的私人或社会组织本身有限,而一味采取增收学费、降低成本等方式以求累积式的滚动发展,必然会影响到民办高校的声誉,使民办高校陷入循环困境.因此,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制度是我国民办教育持续发展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第五,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不合理.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经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法律肯定了民办学校的法人财产权,而法人财产权是通过出资者权能转移而产生的权利.按照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原则,在法人财产权制度下举办者的财产与学校财产相分离不再是一种操作性、管理层面的制度规范,而成为权利的内在要求.民办学校的出资者一旦投入资产参与举办学校,在学校存续期间,就不再拥有其所投入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即出资财产实际的所有权.那么,举办者在出资后得到的权利是什么呢?《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并未提出对应于公司法人财产制的股权的概念.但可以肯定地说,举办者出资举办学校后的所得与投资设立公司得到的股权是迥然有别的.股权是一种综合性权利,由于公司的营利性,股权最集中的体现是自益权即分红权,以及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即他益权、诉讼权和在符合法定情况下的退股权；而且,股权的实际价值是以其所占公司资本比例随公司法人财产的扩大而扩大的.
那么,我国法律所设置的与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相对应,专属于民办学校出资人的出资者权益究竟有哪些呢?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折射了立法者的苦心――力图在不违背上位法原则的前提下满足投资者的寻利诉求,将举办者的出资所得即“回报”,不仅以“合理”厘定,且定性为一种“扶持与奖励”措施.根据法律规定,民办教育举办者可以获得的“合理回报”属于奖励的范畴；而且,这一获得还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与程序进行,它们与出资者的投入额以及所占的投资比例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学校“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的支出占收取费用的比例”、“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等在实践中不易厘清的因素相关,合理回报的可操作性因而相对缺乏.同时,民办高校举办者的出资额无法随着校产增值而扩大.在学校经营不好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颗粒无收”,然而在学校经营很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撒几粒种子收几颗米”；即举办者对学校积累所形成财产的剩余价值,并不享有所有权,也不可以分得.此外,法律规定在“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得挪用办学经费”,那么,其是否享有自由转让对学校出资的权利呢?由于没有股权的概念,举办者的退出机制无法启动,只能等到学校终结清算时才能重新获得出资财产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举办者出资办学,这个“资”并不是“资本”,而只能作为“资产”,而且是笔“死资产”.
举办者与学校的这种经济权利关系,相应地又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民办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乏力.一方面,由于无论民办高校的举办者们如何努力,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突然和自己无关,因此,举办者们极有可能对于学校本身积累的资金不敢也不愿再投入,尤其是硬件投入,行为选择趋向短期化.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没有明晰、合理的产权安排和利益结构,精神的东西陨落之后就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这已经成为一部分民办高校的现实.我们在将民办高校推向市场生存的同时,由于没有立足于权利本位而是更多地从社会本位出发去设置其利益机制,由此不是激发而是遏制了民间教育投资的热情和潜力,导致民办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明显不足.其二,民办高校中的违法营利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我国居民富裕程度较低,民营资本也处于成长之中,加上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支持措施还不够完善；因此,投资办学不要求得到回报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我国与许多发达国家存在大量公益性教育机构在社会经济条件上的不同.而事实上,我国的民办高校风起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办学者发轫于营利动机投资办学,由于法人财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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