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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人物论文范文数据库,与《判决》《司炉》和《变形记》的统一性相关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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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了,近到被他的妹妹将房子都对号入座.再举两例,卡夫卡自己的舅舅就是生活在国外,并且卡夫卡曾希望得到这位舅舅的帮助而逃离布拉格的生活去国外发展,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而《司炉》中的卡尔则“获得机会”被动地去往一个想象中的美国；一直支持卡夫卡的妹妹在家庭工厂这个问题上站在了他们的父亲这一边,让卡夫卡极为受伤,就像《变形记》里的妹妹一开始悉心照顾哥哥,但最后却要求父亲彻底驱逐格里高尔一样.这是不容忽视的：《判决》和《变形记》中的人物设定、场景设定甚至情节设定都和1912年左右的卡夫卡的生活高度重叠.而《司炉》则是对旧作的重写,夹杂着卡夫卡更年轻时期对于未来生活的幻想.但是,这样的写作不仅没有对卡夫卡的文体风格产生不良的影响,而且对处在多重生活和精神重压之下的青年卡夫卡大有裨益.在写作这三篇作品的时候,卡夫卡不仅因必须从事自己不喜爱的职业而深受折磨,而且家庭工厂所带来的压力一度让他想到了自杀；未来的未婚妻菲莉斯的出现让卡夫卡对独立生活生出了一些希望,更给他增加了额外的思想负担.总之,卡夫卡当时的生活足以让神经脆弱的他痛苦不堪,写作这一行为在此时就拥有了更复杂的意味.
布朗肖认为：“卡夫卡的激情也同样是纯文学性的,但并不始终如此.在他身上,对拯救的忧虑十分
大等”④卡夫卡具有用创造的可能性来取代自身毁灭的深度,即在最深的绝望处反而获得希望的能力,“工作（指写作）尤其在他青年时代变成一种类似心理拯救的手段（还不是精神手段）,一种创造的努力,‘这创造能一字不差地同他的生命相连,他把创造拉到他身边以使它将他与他自身拉开’”⑤.按照布朗肖的观点,卡夫卡的写作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境遇,哪怕可能只是从心理上起到了作用.这不由得把话头带回卡夫卡对《判决》的“写后感”――“这个故事就像是合乎规律地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浊的孩子,只有我能用手伸向这个躯体.”卡夫卡确实把手伸向了这个躯体,他极其罕见地在日记中亲自罗列出了自己心目中《判决》一文所涉及到的全部关系,并把在俄国的朋友这个人物当作是“儿子”与“父亲”之间最大的共同点,认定正是这个共同点促成了强弱双方的换位和判决的产生；他甚至还提到自己在写作时划过脑海的一些“意识流”.卡夫卡的个人阐释更像是一种科学地解剖观察.其实,当人们注意到卡夫卡行文中间事不关己的冷峻视角时,就应该想到卡夫卡正是这么读他自己的故事的.朗诵即是进行由创作者到阅读者的身份转变,在某次朗读（关于《判决》）后,阅读者卡夫卡坚定地说：“在将近结束的时候,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诚实地在脸前挥动,我的眼里噙着泪水.这个故事的无可怀疑性被证实了.”⑥昆德拉说：“人物不是一个对真人的模仿,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一个实验性的自我.”⑦而卡夫卡做的显然更多,他在创造“实验性的自我”之时少了站在远端去进行虚构的自如,多了切身体验的沉重触感,这不是模仿而是分娩.他利用了虚构赋予他的权力,先从自己的生活中“合乎规律地”诞生出（因而也是紧紧相连的）自我与他人的文学模型,而后在自己的头脑之外、稿纸字迹之内来观察生活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他在精神上获得相对的、可能只是片刻的自由,在现实中则获得处事的自信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完成了“心理拯救”.卡夫卡在致费莉斯的信中这样谈论写作《变形记》时的感受：“等谁知道呢,我写得越多,我解放自己越是彻底；也许对你来说我就变得越纯洁、越配得上你,不过肯定还有许多东西要从我心里抛出去等”⑧所以说,“儿子们”的第二层含义,也就是三篇文章“更应该是秘密”的统一性是卡夫卡的写作任务――通过写作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困扰,从而完成心理自救的统一性.
三
至此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启发意义,就在于其中蕴含着新生的力量.如果卡夫卡仅仅将写作当作被动的情感宣泄,那么他写出的作品怎么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
卡夫卡恰恰善于运用悖谬的力量,在他的写作活动中,逃避生活难题的狼狈正是和创造生活信条的沉着同时进行的.“魔鬼”“害虫”等类似字眼分布于卡夫卡日记、笔记之中,在卡夫卡终于离开布拉格,居住在柏林时,还对布罗德说：“我挣脱了那些恶魔,移居柏林是件了不起的事.现在它们找我,但无法找得到,至少暂时找不到.”⑨很难说卡夫卡每一次提到“魔鬼”都指向同一个具体的对应物,但它们至少是同性质的,是生活中消极的因素.在1917年的随笔中,卡夫卡进行了很多抽象的思考：“并不是惰性、恶意、笨拙（尽管所有这些都有一点关系,因为‘这只害虫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使我干什么都失败或甚至连失败都不让：家庭生活,友谊,婚姻,职业,文学,造成这一结果的其实是立足之地、空气、信条的缺乏.创造这些是我的任务等”“等当然每个人都必须能够为他的生活辩白（或者为他的死亡,这其实是一回事）,这一任务是他不能回避的等没人能够接受一种未经辩白的生活等”⑩可见,卡夫卡反思他在生活中的种种失败,是由于没有一种既具有说服力又符合个人性情的生活方式,是由于没有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辩白”.他想要摆脱的“恶魔”“害虫”实际上是来自“虚无”,也就是精神世界中立足之地、空气、信条的缺乏,那么逃避生活困境的方法就是主动创造自己的立足之地,就是努力地“辩白”,并在上面建立起符合自己个性的生活.不妨将这一表述公式化：给生活造成障碍的是缺乏,所以躲避障碍的唯一方法便是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自救式写作才具有不断向前的创造力,即使有的时候卡夫卡被引向了世俗意义上的失败.人们常常谈论卡夫卡作品的预言性,献给费莉斯（卡夫卡的第一任未婚妻）的《判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卡夫卡在写作《判决》时,和费莉斯的关系还远远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在作品中提前宣布了自己的订婚一定会失败,并且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神经质的“父亲”一方.而事实是,卡夫卡和费莉斯的两次订婚都以失败告终.卡夫卡在生活中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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