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畜牧业类论文范文素材,与清代西北商业贸易的历史考察相关论文答辩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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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年（1739年）以簧学街空阔,修建了铺面数十楹,作为储粮、贮面、交易之所.“自此崇价不二,买者售者称便焉”[12],又于东关设上、下粮面市,大大方便了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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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值得称道的是丹噶尔贸易,这是清政府对青海蒙藏地区统治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丹噶尔即今青海湟源县,雍正二年(1724年),罗布藏丹津叛乱平定后,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善后措施,其中对青海地区与内地之间贸易往来作了明确规定,规定其与内地的交易之所定于西宁西川边外那拉萨那(今日月山),原建议每年3月、8月两次,后定为四季贸易.但上述措施已难满足青海蒙民的需要,雍正三年（1725年）,奋威将军岳钟琪再次上疏,“大将军年羹尧定前例,青海与内地之人每年于二、八月贸易两次,择定纳喇萨喇地方为交贸之所,经议政大臣议改四季交易,已觉宽容等再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郡王色布腾扎勒诸台吉部住牧黄河西边,相近西宁,请将贸易之地移在西宁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贸易,全藉牲畜,每年在六月以后,仍听不时贸易,则蒙古商贩均获利益矣”［13］.岳钟琪的建议得到批准实行,丹噶尔正式立市.到乾隆年间丹噶尔成为西北民族贸易中心之一,所以,乾隆九年(1744年),西宁佥事杨应琚认为丹噶尔“通西藏,逼近青海,自移多坝市口于此,为汉土回民并远近番人暨蒙古往来交易之所,最关重要”［14］,要求添县丞主簿一员驻丹噶尔管理商业贸易.至嘉庆、道光年间,是丹噶尔贸易最鼎盛时期.道光年间,丹噶尔城已有东大街、西大街、中大街、仓门街、隍庙街等,史称“丹地商业特盛,青海、西藏番货云集,内地各省,商客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15］.由于这里商业贸易发达,道光九年(1829年),清政府决定设丹噶尔厅,使丹噶尔行政升级,更进一步促进了丹噶尔贸易的发展.农业、手工业与畜牧业之间的产品交换,是人类自然分工必然形成的劳动交换.《丹噶尔厅志》的作者对此似乎也有认识.他认为,“按本境农业、仅供土人所用,尚多不足之虞,耕躬而食,原不列于商品.然产地不等,彼资猎原渔水以为生者,或兼此区区而无之.如采金挖矿之区,距数百千里而致粮,则口腹之需,不得谓非货也.皮毛各货,虽皆商品而不产于本境,然蒙番所售之货,丹人资以谋生者,约居其半,故农产之外,衣食皆资于商也”［16］.仅据上述丹噶尔贸易衰落时的统计仍可以看出,在清代丹噶尔贸易中参加交换的产品约有200余种,其中100余种为内地运入的手工业产品,20余种为运出之畜牧产品,这是整个丹噶尔贸易的主流.内地运入的农业、手工业产品,经丹噶尔民族贸易市场进入河曲地带及玉树、西藏,从而使这一广大地域的蒙、藏、回、汉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得以改善,而上述地区的畜牧业等各类产品也经丹噶尔市场贸易得以进入内地.所以,丹噶尔民族贸易市场实际上是清雍正后200余年间,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与内地经济产品交换的主要承担者,它对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是丹噶尔城镇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从而也对清代丹噶尔地方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手工业似乎只孕育于农业之中.与内地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带来商业的繁荣发展不同,丹噶尔地区原无手工业,它是在商业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手工业,同时又主要联系并服务于畜牧业经济的.

丹噶尔商业贸易的发展,与清政府对蒙藏群众所营货物实行无税政策有直接关系.清政府规定,藏货“盖藏自运,无论何地,往返货物,皆不征收厘税”［17］,对蒙、藏进口之货,“一经商人驻载运入内地,无不免税厘者,若蒙番驼载内地之货出口,税厘均免.故丹地税厘有进口而无出口,利于蒙番而弊于内地”［18］.这自然是清政府对青海民族地区实行安抚的一项重要政策.

清初,准噶尔雄踞西北,其势力控制天山南北,兼及青海、漠北,但由于准噶尔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农产品、手工业产品除部分取自南疆维吾尔各部外,主要通过贸易从内地获得.雍正初,清准战争爆发,贸易中断.雍正十二年(1734年)双方议和,准噶尔提出恢复同中原的贸易,清政府允许准噶尔前往西藏“熬茶”并进行贸易,另开肃州作为互市地点,并规定准噶尔贡使进京的道路从肃州、兰州经西安到达北京.这期间,由于喀尔喀蒙古及青海、西藏成为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下的地区,为了经济上约束、遏制准噶尔,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规定准噶尔贸易只限在肃州、北京二处,四年贸易一次,入京商队人数不得超过200人,赴肃州不得超过百人,贸易期限不得超过80天,入京路线不得从喀尔喀蒙古及西套等地北路通过,改走南路即取道哈密、肃州、兰州、西安到达北京.后来,准噶尔要求扩大贸易地点至甘州、凉州等地,清政府考虑准部距京遥远,长途跋涉贸易不便,更主要为了从经济上挟制准部,答复准部,长途前往北京贸易,“力不能前,即在肃州贸易,亦属可行,肃州与尔游牧相近,尚可获利,若在甘、凉等处,实属不便”［19］.此后,准噶尔贸易集中在肃州进行,肃州遂成为清代前期又一民族贸易市场.贸易货物除皮张外,主要有牛、马、羊、骆驼、葡萄干、硇砂、羚羊角等,内地提供的货物有布匹、绸缎、茶叶、大黄及其他手工业品.肃州贸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达到高潮,这年,准部宰桑瓦落素所率商队人数达到300人,“口报货物数,羊十五万六千余只,牛、马、驼只俱以千计,各项皮张共六七万张,统计不下三十余万两”［20］,这次贸易人数远远超过定额,但这时清政府屯垦河西,需要牧畜补充,所以清廷边吏尽管用“与定例不符”拒绝一番,最终仍由官、商、民等全部买下.这次贸易之后,随着准噶尔内部变化及清准战争的再度爆发,肃州贸易也受到影响,至清政府平定新疆统一天山南北,清准肃州贸易随之结束.但肃州作为河西地区重要的商业市场,仍然继续存在并繁荣发展.

肃州贸易结束后,清代前期新疆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民族市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击溃阿睦尔撒纳叛军之后,游牧于中亚的哈萨克大、中、小三帐相继请求臣属于清廷,希望与清政府建立贸易关系,“将马匹易换货物”.清政府接受哈萨克三帐的臣属与贸易请求,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从内地调取绸缎、布匹、茶叶、药材、瓷器等物品,在乌鲁木齐与哈萨克进行贸易.之后又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开设了贸易市场.这期间,由于新疆政治、军事形势稳定,加之清政府在新疆驻军、屯垦都需要大批牲畜,对哈萨克互市不受时间限制,每年有数起随时通过卡伦来新疆进行贸易.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伊犁驻防大军一切需用牲畜全赖哈萨克贸易,并拨马匹至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地军需,然后将多余马匹依次调往甘、陕、晋、豫、鲁等地,贸易的繁荣与规模都是值得称道的.

通过以上考察,清代前期,清政府在西北的商业政策及商业的发展,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西北地区商业发展是不平衡的,除了一些区域性的贸易中心外,西北商业就整体而言,仍然落后于内地其他地区.

参考文献：

［1］李泰.兰州志(卷4).兰州：甘肃古籍出版社,1983：38

［2］安维峻等.甘肃新通志(卷22).宣元年(1909年)刻印本.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西北地方文献部）：71

［3］张邵美.武威县志(卷3).兰州：甘肃古籍出版社,1983：19

［4］汪绎辰.银川小志(卷6).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51

［5］钟广生.新疆志稿(卷2).商务民国年间铅印本：23

［6］［17］［18］清高宗实录(卷610).北京:中华书局,1987：279、231、179

［7］［8］椿园.西域闻见录(卷1).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嘉庆本复印：37、38

［9］［10］［11］［12］梁份撰、赵盛世校注.秦边纪略(卷1),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7、9、16

［13］乾隆时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33)四库全书

［14］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34).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