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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论文范文检索,与对海外中国学的反思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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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目前的中国学界把“国际中国学”定位为“学术性的工具”的观念,往往是建立在对我国人文“特定学术价值”的“自我认定”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基础上的.这在事实上可能导致对“国际中国学”作为一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术的本体”缺乏更有效的和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以“日本中国学”研究为例,中国的研究者需要在“文化语境观念”、“文学史观念”和“文本的原典性观念”上,作出深刻的反思,并调整学术视角,保持学术操守,惟学术自重,方能在“国际中国学”的学术中创造出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天地.
关 键 词海外中国学文化语境学术史原典性问题反思
作者严绍,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100871）
我国学术界常常喜欢使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来评价“国际中国学”的学术价值.从认识论的一般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但是,依据我个人粗浅的理解,这种把“国际中国学”定位为一种“学术性的工具”的观点,大多数是建立在以我国人文“特定学术价值”的“自我认定”为中心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这在事实上可能对“国际中国学”作为一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术的本体”――即对它的真正的“学术内涵”――缺乏更有效的和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由此而使我们的研究者在这一学术的阐释和表述中,有时就难免显得薄弱、片面、不到位或错位,甚至出现若干虚拟的幻影.
以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为例.在我看来,大概有3个层面的问题亟待中国研究者正视.
应重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文化语境
当我国学者把“国际中国学”作为“它山之石”时,一般把它作为“中国学术研究”在域外的延伸.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认识,那我们就多少失略了对“国际中国学”作为一门“跨文化”学科的“文化语境”的把握,因而也就对种种学术阐述背后支持这些学术观念的“文化语境”未能有足够的认知,进而未能进行相应的、恰当的研讨和评价.就“日本中国学”而言,大多数的研讨,缺少对内涵精神特征的解析.
一般说来,对于支持或促使“日本中国学”各种观念得以生成的“文化语境”,我个人以为有两个方面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种“文化语境”是,“日本中国学”首先是“日本近代文化”构成中的一个层面,是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构筑起的“国民文化”的一种表述形态,它首先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类型.比如,在我们习惯上称之为“东京学派”的内部,事实上存在着对“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阐述,而我们还没有对它们之间差异性的真正的本质进行思想史的研讨.
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到战后,从第一代主持东京大学“中国哲学讲座”的井上哲次郎开始,大约20年或25年相传一代,经过服部宇之吉,到宇野哲人等等,构成了“日本中国学”中关于儒学阐述的最具有社会影响的体系.19世纪90年代初期,井上哲次郎最先把儒学所主张的“孝、悌、忠、信”阐释为极具现代性价值的“爱国主义”,从而使明治天皇颁发的《教育敕语》能够获得最广泛的“受众面”.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服部宇之吉创导“儒学原教旨主义”,即主张对儒学应该“在新时代注入新的生命”,“将对儒学（各派）的崇敬转向对孔子的崇敬”,从而树立“以伦理为核心的孔子教在新时代的权威”,并强调“孔子的真精神只存在于日本”.到上世纪50年代,宇野哲人又重点阐发“孔子教”的核心在于“确立‘大义名分’的权威主义”.
上述“东京学派”中的学者用70年的时间构建了“日本中国学”中对儒学阐述的主流话语.如果放到20世纪“国际中国学”对“儒学”的研究中考察,“日本中国学”中的这一学派,强调开启“儒学”在“新时代的新价值”,他们的一系列阐述或许可以看作是世界范围内“新儒学”的先驱.
但几乎在相同的历史时期,“东京学派”内也形成了以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为首的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史与古文化的强烈的“批判主义”潮流.先期有白鸟库吉等人高举“尧舜禹三代抹煞论”,扩展为对中国上古文献的全面的怀疑,继而有津田左右吉以《周易研究》、《论语研究》、《左传研究》、《老子研究》4部巨著,评价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把‘神’的替代物‘帝王’放置于崇拜中心的人事文化”；是一种“以仁义道德和否定欲望为广告而事实上充满着人的肉体性的和物质性欲求的文化”；是一种“把一般民众视为禽兽的权力阶级的文化,也是保护权力阶级权威的文化”；是一种“以尧舜禹三代为最高理想的‘尚古主义’的文化”.这些观点把数千年来作为东亚文明的主体,特别是在2000年间滋养了日本文明的中华文化一笔勾销,进而试图把日本传统文化中一切陈腐的成分都归结为受中国文化毒害所致,而日本文化本身则是内具“言灵之光”的最纯粹的精神形态.
我们的研究者在运用这些学术资源的时候,由于过度地从自我认定的学术价值出发,往往只选取了其中一些片段性的结论,作出这样和那样的评述,似乎没有注意到造成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文化这样和那样表述的基本的“文化语境”――即他们是为适应日本近代国家“国民精神”建设的需要而提供了一种学术性产品.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与中国文化本体的“本源性”意义并不处在同一层面,他们只是依据他们的需要来理解和阐发中国文化.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只是他们阐发在自己生存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某种潜在性意识的学术性材料.这些潜在性的意识,才是“日本中国学”内蕴的基本价值观念.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都具有极为深刻的同时代“日本文化语境”的本质特征.
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例如1906年12月为宣告日本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当时的日本陆军元帅兼海军大将伊东佑亨召集曾参与了这两次战争的日本现役军人的最高层,在东京北部的足利举行盛大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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