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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祭孔典礼”,他们以向中国孔子致意的形式,庆祝日本已经夺得东亚海域的制控权.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伊东佑亨担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在黄海战役中,他直接指挥日本海军进攻我国的威海卫.参加“祭孔”的还有时任日本海军大将、陆军元帅的东乡平八郎.此人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日本战舰“浪速号”舰长,在黄海海域丰岛冲,他直接指挥击沉我清朝海军的“高升号”,打响了近代史上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第一仗.我想当年长眠在山东曲阜的孔子的灵魂,一定是听到了黄海上的“隆隆”炮声.炮声停止后这一群进攻中国的战胜狂人却以向中国孔子致敬的形式宣告他们的胜利.自此之后,日本在东京汤岛开始了延续将近40年的“年度祭孔”,在“九一八”、“七七”之后,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掠夺的对象,而“祭孔”则持续不短,直到二战日本全面溃败前夕,日军在美军的轰炸中于1944年作了最后一次“告慰仪式”.这样的事例或许已经超出了“日本中国学”的范畴,但事实上,它们与“新儒学”的形成与阐述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否则,被称为“日本法西斯思想魔王”的北一辉,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孔孟社”呢?北一辉就在这个“孔孟社”里撰写成了著名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构造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纲领.

依据我个人粗浅的认识,所有这些与“中国文化”相关联的扑朔迷离的现象,都是与日本社会总体的“文化语境”相关联的.它时刻提醒研究者,在日本文化中被表述的、被阐释的“中国文化”,已经不是“本源性”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了.一般而言,“日本中国学”中的“新儒学”,是以特定的“亚西亚主义”为其发生的“文化语境”的；而作为“新儒学”对立面的急进批判主义,又是以特定的“脱亚入欧论”为其“文化语境”的.无论是“亚西亚主义”还是“脱亚入欧论”,130余年来,它们一直是构成日本近代社会主流话语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层面,其核心都是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两个几乎完全对立的“中国学”学派,在总体上却源出于同一“文化语境”的两个侧翼,这或许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对海外中国学的反思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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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文化语境”,是在我们审视和接纳“日本中国学”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应该具有更加宽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力求把“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放置在相关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这或许能够更加确切地把握运用“日本中国学”资源的价值.

国学本科论文的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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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汉学”时代,学者们的治学之道几乎完全依靠从中国传入的文献,他们伏案读书,皓首穷经,偶有所得,则撰写成篇.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到过中国,更遑论其他.其视野所及就是以中国文献所提供的“文化框架”,再融入以“神道”为核心的本土文化,依凭个人的积累与智慧,自成一家之说.

“日本中国学”作为日本近代研究“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学科形成之初,它的主要的、重要的学者相应地都逐步养成了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研究与“世界”融通的观念.“日本中国学”体系中某些主要观念与方法论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日本本土文化语境,而且也是他们接受欧美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而变异的结果.

例如,“日本中国学”中“新儒家学派”的主要学者,几乎都在德国学习和研究过,他们几乎都热衷于俾斯麦、斯坦因、盖乃斯德等的国家集权主义学说；而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煞论”则与他接受法国哲学家皮埃尔拉菲特关于“人类文化进程三阶段”的理论密切相关.

皮埃尔拉菲特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指定的学派第一继承人.他认为,人类启始的文化是“物神偶像崇拜”文化,其特点是创造偶像.由此进化到“神学理论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便是社会开始具备“抽象性的观念”.文明社会的文化则是“实证主义”文化,人类能使外界的经验与内心的经验达到统合一致,出现高度和谐.

白鸟库吉从拉菲特的文化史观中,获得了他批判儒学的近代性话语.他把中国古史和儒学定位为人类文化的第一阶段,即“物神偶像崇拜”阶段.他认为,“尧舜禹崇拜”所表现出来的偶像性的观察非常发达,“尧舜禹崇拜”缺乏有价值的抽象的理论,这是文化蒙昧的必然结果.

我个人以为,白鸟库吉的中国古史观具有特定时代的资产阶级近代文化所具有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使白鸟库吉事实上重新审视了传统的“儒学的史学”的观念,试图重新看待中国历史和评价中国文化.但是,“白鸟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冷漠和蔑视,从而夸张中国文化的滞后性.这一观念被遗传而成为日本“东洋史学”,并在相当的层面上影响了“日本中国学”对中国文化的表述.研究者不仅应该从白鸟库吉所处的本土文化语境中探求其意识根源,也应该注意到它与欧洲理论话语,例如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关联.或许这样能够比较确切地认识和把握“日本中国学”中“批判主义学派”的本质特征.

我国有学者在阐释“日本中国学”中的“京都学派”的“实证主义”特征时,认为这一学派由于注重“考据实证”,是继续了江户时代“日本汉学”中“古义学派”的主张,甚至把狩野直喜、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3代学者看成是“汉学余孽”,认为只有到了竹内好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日本中国学”作为学术才得以出现,我以为实在是不得要领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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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阐明经典本意,不务空泛的“理气之辩”,这确实是日本传统汉学中伊藤仁斋“古义学派”的主张.这一“实证”,根基于回归儒学古典的趋势.当年“古义学派”为了摆脱关于朱子学与阳明学对立的困惑,倡导直接从儒学古典孔子原义中研究中国文化；这样的观念其实与“新儒学”中的“孔子原教旨主义”比较接近.“京都实证主义学派”与此迥异,它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