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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论文范文检索,与对海外中国学的反思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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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山花袋等等一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实践家.当时正在从旧“汉学”中挣脱出来的“日本中国学”的一些先行学者,他们从孔德创导的这一“实证主义哲学”中理会到一种逻辑思维的形式和方法论特征.“日本中国学”的创始者之一狩野直喜率先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引进实证主义观念,并且使它与中国清代考据学结合,从而构架起了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国学的桥梁.实证主义学派推崇清代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的学术,尽力在研究中体现“实证”的精华――互相参证、整理排比、严密考定.但同时,他们强化“本文批评”（即原典批评）；他们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从哲学的范畴出发,摆脱烦琐之弊,在文明的批评与社会改造的见地的基础上,表明独立的见解.“日本京都实证主义”不仅主张文献的实证,而且更主张研究文献的人基于经验上的实证.他们认为,仅在日本国内研究中国文献典籍,是远远不够的,研究家必须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实际经验,并且应该“广纳欧美学者的见地”.据我所知,属于早期“实证主义学派”的学者,比如狩野直喜对于赫伯特斯宾塞,内藤湖南对于黑格尔,小岛马对于魁奈和迪尔凯姆等等,都有相当的研究.可以说,“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学派”具备作为近代学术的基本要素.对这一学派的误解,可能是没有确切把握“日本中国学”的“国际文化语境”.
应重视树立学术史的观念
我们在“日本中国学”研究阐述中常常缺失了相关的“学术图谱”,对这一学术的“学术史”,在纵向与横向几个方面,既没有很用心地留意,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便造成一些研究报告,论之无据,言之失实,甚至虚拟假象.我们常常见到把“日本中国学”中的某些研究,任意评价,要么无限拔高,要么夸张否定.明明是一个日本研究者的见解,常常混淆为“（整体）日本人的见解”,有时会听到说“日本人认为,这是怎么怎么回事”,引发许多学术的乃至意识形态的误解.又明明是日本学者很一般的研究,却常常在文章中美誉为“杰出的成果”,甚至昏天黑地称之为“大师”、“权威”.我亲眼见到一位被中国研究者称为“权威”的学者写给我国评论者的信,他说“我不是您说的权威,我只是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您这样称呼我,使我无地自容,而且日本的先生们以为是我在中国这样自称的,也使我的处境比较为难”.
上述行为不仅扰乱了学术秩序,更是破坏了学术的真实性与严肃性.由于对“学术史”的茫然,其中有很严重和极端的误说,例如我国有学者把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的日本鲁迅研究家竹内好定位为“日本中国学”的创始者,颠覆了“日本中国学”学术史的真实性,实在是一种“没谱”的说法.
我这里说的“谱”,当然就是“日本中国学”的“学术图谱”；所谓“没谱的说法”,就是离开了100年来已经形成的“学术图谱”在那里“任意说三道四”.
依我的理解和知识,其实,每一个日本中国学家,在“日本中国学”的“学术图谱”中都有一定的学术定位.我相信“国际中国学”中每一个国别的“中国学”系统,事实上也都应该存在着这样的“学术图谱”.
一个多世纪的“日本中国学”的学术,在纵向和横向的几个层面上,都存在着内在的连接.这种多层面的学术经纬,使学术研究世代相接,并且大致可以判断出一个学术“群体”或一个“学者个体”的学术脉络.体会和把握这样的学术连接和学术脉络,便大致可以掌握“中国学”在相应的研究中的学术积累、学术价值等,由此可以做出不至于“离谱”的评定,也不至于产生虚拟的判断,更不至于在学术表述中有重大的失误.
有人问：“学术图谱难道就不能推翻吗?”这个问题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确实的有据的学术史的研究基础上才能进行讨论,否则就不是一个“学术争鸣”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知识”的问题.
近3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某些研究者的研究过于“离谱”,使得我们在国际对话平台上有过重大的失落,也得到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当然,掌握一个国家的“中国学”的“学术图谱”,是应该与我前面说到的掌握“中国学”的“文化语境”与具备对象国文化的基础知识相一致的,而且是互为因果的.
在今天的中国人文学界,在“日本中国学”的研究中要真正尊重已经建立并在不断发展的学术图谱,对“日本中国学”的学术做出科学的评价,还涉及到学风问题.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
应重视“研究文本”的原典性问题
在“日本中国学”研究中,我以为研究者还应该非常重视作为“研究”的“文本”的原典性问题.
我们所有的对“中国学”研究,都是依据“文本”进行的,而所有的“文本”的原典都是某一种外国语文.对不少的研究者来说,目前仍主要是依据翻译文本来进行工作,于是就产生了阐释中的问题.
曾经有几篇阐述唐诗在日本流传的报告,多次引用到日本11世纪《源氏物语》中以“和歌”形式表现的唐诗.世界第一部写实主义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确实是受唐诗影响很深的作品,但这种影响不在于以“和歌”表现的“唐诗”中,因为这部作品中根本就不存在以“和歌”形式表现的唐诗.汉文译本中把若干“和歌”对应为“唐诗”,这是翻译家的翻译意识和翻译技巧问题.不同语文的“移译”,是世界上各民族文化传递的重要通道,但是,各民族文化的研究不能仅仅依据“译文”,否则必定会掉入“陷阱”之中.当我上面说的这几篇论文发表后,有几位日本教授对我说：“你们文章引用的《源氏物语》中的唐诗,怎么我们的《源氏物语》中就不存在呢?”
这一实例无非说明,“中国学”研究仅仅使用译本,常常会跌入语文“移译”的圈套中,这方面的事故并不少见.我历来主张研究的文本应该具备“原典性”,即应该尽量使用母语文本,在“母语文本”中还应该尽量使用“经典文本”.我们尊重翻译家的巨大的劳动和贡献,这与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必须使用“原典性文本”并无悖论.否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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