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类论文例文,与经济学“数学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关论文目录怎么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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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虽然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但对充分运用数学或“数学化”并未提出非议,且明确指出“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8].上述中肯的观点,反映了刘国光教授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贯立场和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在当前中国,尽管有人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甚至有人建议“坚决压缩那些数字套数字、公式套公式、模型套模型的‘数学教条主义’的文章””[9],但令人欣慰的是,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可以看中国的几份权威性经济学期刊,近20年来,数理经济、计量经济、定量分析的论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现已初成气候.举最为权威的《经济研究》杂志来讲,过去几乎全是定性分析,全是文字性(或被称为“文学性”)描述的文章;而现在,则几乎85%以上的文章都是定量分析的.”[10]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先生在纪念《经济研究》创刊50周年笔谈中讲到:“今天的《经济研究》已越来越像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了等20年前,《经济研究》上很少看到数学公式,而今天的情况是很少看不到数学公式.等这正是中国经济学越来越成熟的标志.当然,数学只是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之一,最重要的还是思想.””[11]这里,给人们的信号或许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正在与国际接轨.较之于文字性(或“文学性”)描述,数学语言、公理化的表述,显然才更易于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而中国经济家的诺贝尔奖之梦,或许有望在这种科学理性的耕耘创新之中实现.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有关“科学研究与统计数据”、“学者风范与理性思维”等问题时指出:“经济学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的统计数据资料,建立数学模型,以进行严密分析,科学论证.诺贝尔经济学奖开设以来,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既是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统计学家或数学家.””[12]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由于过去过于偏重于研究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偏重于计划经济理论,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缺乏对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国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几乎对数学模型都力不从心.且由于文化尤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差异,人们长期将西方经济学拒之门外,从而导致中国学者在相当长时期内疏远于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盛行的数学化模式,无法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进而也就长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尽管中国的经济学前沿在“数学化”上已有很大的改观,但无疑,这里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如果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需要理性或理论的指导或校正,那么,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当然离不开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参与.当人们蓦然回首,便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转型及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固然一位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堪称功德无量,然而也与全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息息相关,而其中众多的经济学家及其他学科的学者显然同样功不可没,这一点恐怕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所谓“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高论,显然只能说明是对中国国情的无知,要么,或许是“闭着眼睛”说话.
应当承认,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一向勤勉、敬业,但现在却遇到了多重压力和困惑.一方面,被海外学者、海归派称为不入流、看不懂数学模型的“另类经济学家”,甚至统统都被划出在“5个合格经济学家”之外;另一方面,又遭到国内一些人“决不能‘数学化’”的训斥,甚至被斥为“数学教条主义”、“洋八股”.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在经济转型时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企业家和民众也均对经济学家寄予某种期望.如要求经济学家既要充当政府咨询顾问或企业咨询顾问、独立董事等,又要保持道德操守、学术良知、客观公正等.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情结,更是萦绕在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脑海中的挥之不去的梦想.
何处是归途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理性或许能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既然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就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包括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包括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这是应用经济学;也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人们都不应该“盲从”,不应该“顶礼膜拜”.它们都只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方法,都只是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归宿”,更不是“真理的终结”.我们必须清楚,每一门科学,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它的适用或解释的范围.因而,无论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无论数理经济学还是计量经济学,无论概率论还是博弈论,无论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暨“数学化”,它都可以帮助人们“解释、描述或预测”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但它不可能直接去解决经济问题.进而可以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可能成为解决人类社会生活所有问题的方法;而任何经济学家(包括像斯密、马克思这样的经济学大师),面临当今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都不可能为之开具一张包治百病的处方.
回到主题,我们应当对经济学“数学化”持宽容的态度、乐观的态度.并且,应当提请部分学者:切莫把经济学“数学化”视为“妖魔化”,或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经济学研究中,定量分析、“数学化”、“用数字说话”、“用数学模型说话”以及“用计算机说话”,当然不是万能的,有时甚至难免出现误差,但它总比“拍脑袋讲话”、“闭着眼睛讲话”强100倍!这里,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好的“定量分析”或“数学化”的经济研究成果,诺贝尔基金会有可能为之提名乃至颁奖;而再好的“定性分析”的经济研究成果,诺贝尔基金会恐怕也不会为之提名,更莫谈颁奖了.所以,无论从经济学研究本身的科学性的角度讲,还是从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角度讲,“数学化”乃是现代经济学不可偏废的必修功课.
尽管谁都不敢说经济学“数学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存在“因果关系”,但用一句统计学的术语:经济学“数学化”强度高的成果,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概率往往也会高出很多.再则,尽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我们的唯一目标,但作为泱泱大国,若能有人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也并非坏事.因为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及其它几项科学奖,其学术的“含金量”是无可置疑、无可厚非的(和平奖及文学奖或许另当别论).顺便指出,我们一贯鼓励甚至用“举国体制”确保中国奥运健儿去夺冠拿金牌,我们的“国足”尽管屡屡令国人痛心疾首,但我们仍然寄予厚望、一如继往地用“举国体制”以确保其屡败屡战而不气馁;我们还极力支持中国的电影导演、影星们(尽管在他们或她们当中不时地会传出一些绯闻)去进军奥斯卡大奖;我们甚至感叹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式那样的富可敌国的、全球重量级的企业家(须知:过去我们给洛克菲勒的定位是大资本家、吸血鬼),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样期盼一年一度的、已颁发百余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中能有中国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的名字呢?
最后,请大家切记恩格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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