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论文例文,与文学史的难度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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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英雄情结愈演愈烈,时髦的“诗人批评”通过自我阐释反复强调改写汉语新诗传统的抱负,学院式阐释则以新批评理论为合法性基础,通过猜测式的细读为诗歌文本赋予超越时代和历史的伟大意义,在我看来,二者在本质上都可能犯了“过度诠释”的毛病,通过阐释背上了意义的沉重包袱.

上世纪90年代社会氛围不仅只是让诗人感到“憋屈”,人文精神大讨论显示“失落”情绪扩散成普遍的当下验.不过,诗歌遭遇尴尬并不妨碍诗歌对话语权的追求,游离于制度之外的文化领导权在“盘峰论剑”中证明只是一个幻象,在我看来,这场以“年选”为导火索、发生于学院派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激烈论争,对于诗人、学者来说仍然是有益的.没有什么比论争更能促进理论学习效率的提升,参与者在寻找对方形式逻辑漏洞同时,也必然触及自身立场的反省,虽然终极意义上的和解没有形诸文字,但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对诗歌秩序构成的认知与敬畏.在此基础上,关于诗歌经典生成、诗歌传播与接受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人们的关注重心从简单的秩序想象转移到秩序构成的细节层面,这种转换意味着自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以来“时间神话的终结”.

对上世纪90年代诗歌进行总性描述,必然要到“新世纪”才成为可能,它们首先在作为面向高校的当代诗歌史教材中实现,影响较大的代表性著作如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2003)、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也有以特定时间段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如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或在梳理20世纪新诗整演变问题时涉及对“90年代诗歌”研究的专著,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2003)被认为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示范意义.上述著作对“90年代诗歌”秩序的重构,不管是学者的个人研究发现还是吸收了“诗人批评”的理论阐释,从年代特征到诗歌写作的思想与语言策略转变,与诗人批评“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的维度呈现出思想吻合的痕迹,甚至在术语运用、现象总结、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构成了一个话语共同.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文学史编撰离不开文学场自身生成的知识谱系,充分吸纳相关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亦证明近距离观察造成了认识问题的现实难度,结果使诗歌史变成一种类似于专题会议综述或诗歌现象描述的东西.针对这一倾向,吴思敬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新收获”会议上指出,诗人强烈的“人史”情结影响到新诗史的写作,面对各种年鉴、诗歌备忘录和诗选,学者要表现出独立的判断能力,不能简单跟在某一个诗人或某一个流派身后.“诗人和批评家、史学家最大的区别是,后者第一位的是见识和判断力.”那一次会议上笔者曾就《中国当代诗歌史》在讲述“90年代诗歌”时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个人价值立场向程光炜先生提出质疑,因为史家一旦以辩护者姿态介入历史,可能关涉到文学史自身的公正性.不过,作为“90年代诗歌”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程光炜在讨论先锋诗歌文本时表现出与历史建立联系的精湛解读能力,同样源于他的验与观察具有不可替代的说服力.亲历可以获得一种难得的现场感,适度的距离则能让观察更加冷静.洪子诚对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进行修订,大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原作的篇幅与“90年代诗歌”整发展严重脱节,而由“扩充”到“

关于诗歌论文例文;重写”,更是基于方法论更新之必要.从“引言”交待的难题可以看出作者认识文学史书写实质更加深入,对描述“90年代诗歌”可能性的怀疑,反映了他面对复杂现象的犹豫：“本书编写过程遇到的诸多难题中,最费心思的可能是以下两组关系的处理.一是写作者的评述,和对自身的诗艺把握能力的反省；另一是‘文学史尺度’和‘文学尺度’经常发生的龃龉、冲突.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中国大陆‘文革’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状况,由于缺乏必要的时间和心理上的距离,难以做出较为恰当而有深度的评述.因此,较多提供诗潮和诗人写作状况的资料线索,以为后来研究者的参考,成为这一部分编写原则的主要依据.”这种话语姿态的调低恰恰代表了文学史家难得的清醒.

由于“新世纪10年”是一种进行时态,“新世纪诗歌”秩序只能通过批评获得表述,但在可以期待的不久之后,“新世纪文学”无疑将成为文学史家手中一个便利的工具.在笔者看来,“新世纪文学”讨论似乎一开始就打上了“运作”的烙印,说明“学术焦虑症”成为部分学者的一种时代症候.“新世纪”时间神话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工厂”加速了打工群的聚集,“底层写作”在民生关注的时代主题中走向历史前台,不过,即使是在广东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沿海省份,“打工诗歌”仍然不能成为整个广东诗坛的准确概括.笔者无意在此讨论具诗歌现象,只是指出诗歌批评可能已经被一些话题策划人所左右：既然写作题材和内容如此重要,那么与“90年代诗歌”相比,“新世纪诗歌”是否已经解决了外部的语言、形式问题

在新世纪10年诗歌进入诗歌史之前,批评实际上成为了讲述诗歌秩序的惟一方式,从文学史意义判断批评的品格,应该剔除掉芜杂的批评话语.韦勒克指出,批评应该首先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而非纯粹的个人判断：“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知,它并不像音乐或诗歌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批评是理性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其目的.它的终极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近十年来诗歌批评表面热闹非凡,但是表现出严重的感伤倾向,一些诗歌批评家喜欢制造惊人之论,陷入无原则吹捧与攻讦的怪圈,尤其是与现代文学范畴中新诗研究领域相比较,真正具有穿透力和思辨性的当下诗歌批评少而又少.有效的批评既不应该沦落为僵化的学术套话,也不能成为展现个人语言才华的“艺术作品”,它必须具有批评的内在核心,即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使命.

在“感伤”背景中探讨诗歌秩序或许容易引起人们误会,但这并非笔者本意.如果说诗人在心智和技艺上的成熟大以艾略特提出的25岁作为时间标志,那么在书写“不断先锋”的话语实践中,“70后”诗人群被关注和被研究便是一种必然趋势.诗人梦亦非曾谈到“70后”诗人的独特优势：“在学养上好于60年代出生的,在态度上比‘80后’更严肃,对语言更为尊重.”必须注意,这种判断显然存在鲜明的时效性,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有人谈论过“70后”诗歌,像沈浩波、尹丽川等诗人未必没有优秀作品,更多人认为以西川、肖开愚、臧棣、西渡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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