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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接受美学“中国化”的三十年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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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论的瓶颈与接受美学中国化
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接受美学传人中国已有三十个年头.这三十年中,接受美学既经历了“方法论热潮”的追捧和热议,也目睹了国际、国内“中国文化热”的勃兴,当然也不乏学界的沉潜反思.当前,国内接受研究的队伍日渐壮大,不论是理论的研究,还是接受史的梳理,都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接受美学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一种很常见的研究方法和参照系.不管大家主观意愿如何,接受美学正在经历一个“中国化”的历程.
不过,以“中国化”为题研究接受美学的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个舶自西方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若要化身成为中国本土的文论体系,看似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其现实意义就不那么明显.当前,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最常被提及的话题,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超其他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另一方面,接受美学所标举的“读者中心论”和其“效果史”、“阐释史”的提法早已被学者直接应用到中国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中,看起来也并不需要再经过理论转化这一层研究.
那么,接受美学的“中国化”有没有必要这还要从“方法论瓶颈”的问题说起.
当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普遍存在“研究失衡”的现象,表现为选题过于集中,对热点问题反复耕耘,方法上则过于偏向作家作品研究,使得“出新、出彩”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如陈文新先生就在《(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序》中说：“文本研究的成果已多到给人过剩之感,以致有学者大声疾呼,提倡‘悬置名著’,诸多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不再刊发研究名著的论文,甚至一些专业学术刊物如《明清小说研究》也呼吁学者们多关注二三流小说,不要总在名著圈里打转.在这种背景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传播、接受研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兴盛起来,其宗旨之一是在文本研究之外开拓选题空间,以免陈陈相因.”陈陈相因,正可概括现在古代文学研究“人口众多”而选题又有太多“重复建设”的现实情况.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在于方法和思路的问题.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情况,恐怕不是作家作品已经研究透了无可再研究,而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作家作品研究的新路径.老一套的生平、思想、艺术、影响的阐释框架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在这样的框架中,确实已出不了什么新意.”
可见,当下最需要深入挖掘的,不是“新”材料,或被人轻视已久的“冷门”作家作品,而是理论的参照系,尤其是方法论.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曾经热捧了很多理论体系,影响很大.但时至今日,这一热潮早已偃旗息鼓.当前,很多学者认为国内的文艺学、美学和文学批评研究“逐渐陷入一种空前的‘困境’之中”,而他们指出的病症多数集中在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创新能力弱化、旧有的理论体系受到各种新范式的冲击与挑战上面.客观地看,国内文学研究还不至于陷入困境,但确实是处于一个“方法论瓶颈”之中.所谓“方法论瓶顼”,首先就表现为“方法论热潮”的降温与沉寂.王岳川先生曾总结了方法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为方法而方法”的错误导向,仅仅满足于概念范畴之新,却不注重各种方法的联系和互补.从近些年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外来的方法论并未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真正融会契合也是一个重要的“症候”.换句话说,很多理论体系未能实现“中国化”,自然难以用以批评和阐析中国文学诸种现象.目前,西方各种理论体系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视和拒斥这些曾喧嚣一时的方法论并不现实,而过往那种仅及腠理、未至膏肓的学习和接受一样不可取.朱立元先生曾提出,21世纪的中国文论应该走“立足当代,今古对话,中西融通,综合创造”的路.因此,对“拿来”的理论体系进行本土化、“中国化”,或许是当前学界最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很多学者依然坚持接受美学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进着接受美学“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接受美学理论能否“中国化”答案是肯定的.金元浦先生给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接受美学是在西方本文中心批评的长期统治之后向陈旧的文学范式发出挑战,从而开创了文学批评范式转换的历史时期.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接受美学的引进首先同接受美学的这一历史的变革时期背景相类似,其变革的、开放的、创新的精神与之相契合,其范式转换的现实要求与呼唤相一致.因而接受美学的传播特别为中国文艺界所重视.
其二,接受美学在中国的兴盛还由于其理论取向上的社会历史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倾向,与中国当代学者的知识结构和理解结构有较多的对应点,所以在引进和传播中较易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所接受、理解.
其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着极丰富的鉴赏、体味、妙悟、兴会的批评遗产,这些批评遗产对读者及其接受的深切关注,与西方当代读者中心论范式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与形式上的切近之处,互相启发,引譬连类.使我国批评家多有意会与创发,从而大大推动了接受理论的深入.
可见,接受美学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传统颇有契合之处,尤其那种丰富的“鉴赏、体味、妙悟、兴会”的批评遗产,与接受美学所强调的那种视野的融合、开放性的本文结构论,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重要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契合也是接受美学能够中国化的重要原因.对此,龙协涛先生说：“接受美学引入读者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启悟式地教人‘应该怎样思考’,而不是教人‘应该思考什么’.”进一步说,“无论是实证主义等还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批评,都是把文学当作独立自足的客体,寻绎其中具有某种规律性的形式、结构和关系等,这实质上是遵循了科学事实认识的思维方法.但在审美领域,如果执著于科学事实认识的思维方法,是注定要碰壁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响应理论是着眼于接受主体期待的满足和视野的重建,从读者‘心’的价值尺度来观照审美对象,从根本上说,它对审美现象的解释不是基于科学认识的事实判断,而是以主体需要为评价标准、融事实判断于其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接受美学的思维方式力图跳出概念思维的那种对象化的认知逻辑范畴,进而启发人在开放性的接受现象中实现认识的升华――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读解转到以读者为中心,实际上是由物(书)的问题转化为人(读者)的问题”.这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是对人的存在――生命的深刻反思.与之相应,中国的传统文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读者的审美体验,强调那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虚灵之美,读者,或者说接受者绝少以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思维去审视文学、艺术的本文,而是以一种超越性的整体直观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审美交融.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自古便有一个接受――阐释的传统,接受美学的很多主张和观点,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审美取向不谋而合.中国的文化,一向都是“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极具包容性的.所以,接受美学的“中国化”,或许是突破“方法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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