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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三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相关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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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国的历史时空中发生发展的.无论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梳理,还是对作家作品的解读,都应当引入民国史的视角,予以民国文学生态环境、生态结构与生态要素的还原.但是,在很长时间里,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却自觉不自觉地回避或排斥民国.现代文学的内容刚刚进入历史叙述时,因为属于“现在进行时”,还没有正式的名分.胡适1922年所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1929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30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都是把新兴文学附在历史流脉的末端.从1932年开始,“新文学”成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等文学史著述的醒目标志,而民国则成了毋需特别标明的常识.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名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现代文学学科正式创建,民国又成为过往的历史.按说要对现代文学的历史进行研究与叙述,理当正视民国史背景.但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史上,民国仿佛一个幽灵,要么隐身不见,要么妖形怪状,结果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出现了一些愧对历史的空白与扭曲.究其原因,自然不止一二,主要的恐怕是在于人们在意念中把国家等同于政府,正视民国史似乎意味着认同被推翻了的民国政府,于是,避之唯恐不及,哪个人还会斗胆以民国史视角来阐释与叙述现代文学.
然而,政府只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并不能涵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部社会生活,一个政权的最终败亡也并不意味着它由始至终一无是处,民国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抵御外敌侵略、捍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中的功绩,是不应也无法抹杀的.民国不单是一个充满坎坷的历史时期,更是一种具有“民国机制”的国家形态.事实上,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民国的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给文学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舞台,正是在民国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才生长出生机勃勃的现代文学,作家的生存方式与作品的内蕴外型无不折射出民国的要素.在现代文学研究与叙述中引人民国史视角,绝非为败亡政府召唤游魂,而是为了还原现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历史脉络与丰富内涵.
一、民国文学的生态环境
1912年1月1日起,南京临时政府改用西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宣布：“以皇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在传统社会,历法是天子与上天联系的重要标识,每逢改朝换代都要重新颁定年号,计算历法,稍有差池,承办者将有杀头之祸.这次改历改元同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次截然不同,以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堂堂中国,竟然放弃老例,认同西历,这反映出皇帝专制的彻底坍台、传统文化向现代的全面过渡与转化.南社诗人蒋信在除夕夜赋诗《饯除》中就热情歌颂道：“留得统历编推表,喜听雄鸡唱晓天.”的确,改历改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象征,民国自初年起便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文化景观.民国史若以政府为标志,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南京临时政府阶段(1912年1月－1912年3月),二是北洋政府阶段(1912年4月－1928年6月),三是南京政府阶段(1927年4月18日－1949年9月30日).无论民国存在着多少缺陷,也无论三个阶段的政府存在着怎样的稚嫩、弊端,甚至是致命伤,但是,民国毕竟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百多年的清朝帝制,而且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专制制度.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对民众民主精神的最现实的启蒙,那么可以说民主共和制度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三名候选人中投票选举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临时大总统.在1912年1月1日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明确提出建国之根本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台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后述“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均建立在第一个统一基础之上.翌日,各省代表会修正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然后据此组织立法机关参议院.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对参议院的构成、职权与议事细则等做了进一步修订,使之趋于完善.虽然在民主共和建设的进程中险阻重重,不少美好的设想大打折扣,但正如胡绳所指出：“从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当袁世凯在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下,一步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时,有1913年反袁的“第二次革命”,《民国日报》也连载钱病鹤的百余幅《老猿百态》,把袁世凯比拟为“老猿”,揭露了袁氏专制的丑恶嘴脸.待到袁世凯于1915年12月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全国一片反对声,使得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的“登极大典”未敢如期举行,而且一再推延,终于在3月23日自行宣布撤消帝制.所谓举国一致拥戴帝制的“民意”,不过是袁氏父子以及企图沾光者自欺欺人的把戏,他们误以为只要龙袍加身,就会自然得到黎民百姓的拥戴.殊不知经历了辛亥革命,黎民百姓发现没有皇帝的日子不但能过,而且还可以过得更加自在,因此自然不会怎么去膜拜无论是谁重新披挂起来的皇袍.结果袁世凯不但皇帝梦只做了短短八十三天即宣告破灭,而且连他费尽心机窃取来的大总统位子也势不可保,最后于1916年6月6日在一片讨袁的呼声中一命呜呼.梁启超在《辟复辟论》中说：“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军阀张勋借进京调停黎元洪与段祺瑞的.俯(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的机会,于1917年7月1日请出了废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结果,这幕复辟丑剧上演了仅仅十二天就草草收场.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收买国会议员,以贿选得任中华民国总统,至1924年11月,也是以灰溜溜的失败告终.复辟倒退者屡屡碰壁的历史证明,民主意识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政治文化心理的巨大变迁不能不上溯到辛亥革命,不能不归因于共和国的民主体制.
民国最初以五色旗为国旗,标志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实际上,民族大家庭远非只有五族,民国维系着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格局.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改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多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则始终如一.1928年6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势凌厉,张作霖无奈地退出北京,意味着北洋政权的终结.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出“易帜通电”,宣布东三省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除了此前香港、澳门被割让给英国、葡萄牙,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之外,中国大陆基本上得以统一.抗战时期,全国一盘棋共同抗日自不必说,即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血肉相搏,但是都认同一个中国.民国以一个主权国家与外国对话,各民族在一个大家庭里相聚相依.少数民族作家没有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妨碍文学创作与文坛地位；只要没有特殊的政治原因,天南地北、边地中心,各地作家来往自由；当置身海外时,中国作家不仅有中华文化可以依恋,而且有一个国家实体可以依赖.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便着手制订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带有宪法性质)等.《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人身、住宅、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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