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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三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相关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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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集会、结社、书信、迁徙、信教等方面的自由权,享有请愿、诉讼、任官考试及选举和被选举等方面的权利；同时,亦有纳税和服兵役之义务等.约法、法律、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立国原则、民族统一、领土范围、机构组成、官民权利,下至禁烟、禁赌、剪辫、革除缠足、官民称谓等,为全面展开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北洋政府阶段,虽然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国家元首频繁更迭,内阁走马灯一般变幻不定,但是“也还保存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共和制度”,法制基础得以维系.南京政府阶段,尽管其间曾有大动干戈的派系斗争,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趋势逐渐加剧,最后政治严重腐败,民主共和功能变质,因而理所当然地被新中国取而代之；但是,不能否认,在南京政府执政的22年中,国民党、国民政府内部乃至整个社会,始终存在着民主与独裁两种力量的矛盾、冲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内反蒋政治派别和地方实力派的呼吁下,1930年5月国民大会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这部新的约法继承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国民拥有“结社集会之自由”、“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等20多项权利义务.1914年、1930年还分别由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颁布了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出版法》.当然,在具体实施中,法律原则大打折扣,不时发生党部、军阀、特务及外国势力践踏法律的事件,但毕竟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使文学的发展得到了起码的法律保障.
文学爱好者自由结社,文学社团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泛、色彩之丰富,前所未有.将五四时期文学社团喻之为雨后春笋,并不嫌夸张.茅盾仅据《小说月报》1922年至1925年《国内文坛消息》统计,这期间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刊物就不下一百余,而实际上的数字“也许还要多上一倍”.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书店1993年6月版)收录总条目1082个,其中介绍较为详细的正目为667个,参考目415个.
作家的人身权利与著作权能够多少有所保障.陈独秀数次被捕,均因政治原因,影响较大的有两次.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被捕,是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等人.南北和谈之际,孙中山提出放出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1932年10月15日,陈再次被捕,193394月14日公审,章士钊担任辩护律师为之辩护,因其坚持政治立场而被判刑罚,抗战爆发后得以减刑释放.奉行自由主义的新月社同仁为维护民主体制而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当权者,当局十分恼火,施加种种压力,但也不敢全然撕破民主共和的脸皮.如胡适在《新月》月刊1929年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抨击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对人权的践踏,强调“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接着,《新月》上,胡适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2卷4号)、《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6、7号合刊),梁实秋发表《思想统一》(2卷3号),罗隆基发表《论人权》(2卷5号)、《告压迫言论自由者》(6、7号合刊),锋芒指向当局.胡适还把《新月》人权舆论运动的文章辑为《人权论集》出版.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组织文章进行舆论围剿,另一方面由教育部于1929年10月4日发出训令,警告胡适,又查禁《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与《人权论集》.胡适虽然受到压制,但并非无路可走,重新回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1925年8月14日,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8月22日,向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状,1926年1月17日,鲁迅控告胜诉,教育部取消免职令.1929年8月,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巨额版税,聘律师拟诉至法院,经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一再请求,协商解决,拖欠的版税18000余元拟分十个月付清(实际上分20个月还清),新版税每月付400元.1930年代,据说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鲁迅,但始终未经确认.当时,鲁迅常去内山书店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若是真要缉捕,怕是几次避难也难以避免.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对官场、军界多有辛辣的讽刺,但并未因此而遭受查禁.抗战期间,《八十一梦》讽刺当局贪贿成风、磨擦有术,十分犀利,当权者也只是派人威胁性地劝说,并未将作者真的送进息烽集中营.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被捕,多为政治缘故.而非文学原因.
当局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时查禁左翼出版物,但也不敢做得太过,有的禁了一段又开禁,有的加以修改或换一个名目之后亦能重新登场.1934年3月14日《大美晚报》载,沪市党部奉中央党部电令,“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牵涉书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甚多”,经请愿,“解禁了三十七种,应加删改才准发行的是二十二种”.现代书局曾发行过《拓荒者》、《大众文艺》等左翼刊物,遭到当局禁止之后,又出过带有官方色彩的《前锋》杂志,反应冷清.1932年5月1日创刊的《现代》杂志,基本贯彻了中间色彩的办刊原则.在截止1935年5月停刊的三十四期《现代》杂志(另有两期改为综合性)中,既有自由主义文学理论文章与现代派诗歌小说,也有左翼文学理论与创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茅盾的《春蚕》,洪深的《香稻米》,艾青的《芦笛》；还有民主主义作家锋芒毕露的作品,如老舍对时政与政党政治左右开弓的寓言体小说《猫城记》.1933年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被捕,舆论一片哗然,《现代》杂志于1933年7月1日出刊的第3卷第3期上刊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一组四张照片,寄托急切的关注；第3卷第4期,又借一封读者来信猛烈抨击“黑暗的强暴无理的”社会,读者来信的语气十分激烈,直言“法西斯蒂的毒雾,已从德到日本,再由日本到中国了”,呼吁“应该认清了目前的大势,执着一个目标,向前奋斗”.自由主义者胡秋原也在《现代》第3卷第2期发表杂文《中日亲善颂》,以迭出的反语、逼人的锋芒,抨击当局“攘外须先安内”的方针.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当局后来派员来“革新”,《现代》销路大减,“无疾而终”.但在《现代》存续期间,能够发表上述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保障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成立不久,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经济有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缘.“现代大工业、现代教育、现代法制等,均初步出现于北洋时期,体现了社会进步”.由于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中国进而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的难关,1936年达到了20世纪上半叶国民经济的顶峰,为新文学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也为随即到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在经济增长与法律保障的基础上,新闻出版业大规模发展.民营资本的介入,使民间机构、同仁刊物增多.通讯社1912年－1918年不下于20家,1926年增加到155家.1923年中国人自办的广播电台诞生,至1937年6月已有官办与民营广播电台70余座.1921年,全国共有报刊550种,1936年,报刊达1700余家.1946年,国统区报刊1832家.出版机构数百家,1911年,1949年共出版图书10万余种,其中文学书籍有2万余种.从文学期刊来看,1927年4月－1937年7月,共创刊1186种,比此前12年创刊的350种超出两倍多,仅1934年新出版的期刊就约有400余种,故有“杂志年”之称.副刊总计500(涂种,其中半数以上是文学类.文学类期刊3500种以上.有了这样的文化市场,加之版权法的实施,才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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