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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一次流产的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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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其名言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56年在毛泽东直接推动下,由彭真主持展开规模浩大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取得丰硕成果,影响深远.1964年由胡乔木提议,杨东莼、刘大年具体筹备成立的“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拟订了规模宏大的调查规划,并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与支持,却因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诸多构想未及落实而鲜为人知.笔者依据近代史所藏档案文献,钩沉有关史事,以期使前人所作努力不致湮没无闻,则为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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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7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杨东莼与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联名致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近代史方面有关论文范例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并转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
我们提出一个由学术界和政协合作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建议,报告如下：
去年十月间,胡乔木同志曾找我们和其他几位同志商议如何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的问题.我们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前后谈过几次.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周扬同志提出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也需要收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资料,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经同全国政协的有关同志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同志商议,我们的共同意见有以下几点：
1、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过去学术界也作过一些,但还不能适应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需要,许多有现实意见(义)而又值得研究的东西,资料还很缺乏,需要进行实际调查.在研究方法上,调查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工作不能限于书本知识和前人提供的资料.现在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条件很好,越往后这种便利条件越将减少,因此,需要争取时间.
2、要推动社会调查工作,先要成立一个领导机构：这个机构暂时定名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由学术界的代表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业务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导,有关动员政协系统人力的组织工作由全国政协领导.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一)制订工作规划,草拟调查项目；(二)和有关机关进行联系,了解调查对象和资料积累的情况；(三)组织人力和推动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工作,交流工作经验；(四)初步审查稿件,有计划地安排出版工作.
3、这个委员会是个空架子,要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进行典型事件的调查.这个办事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具体工作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经费预算另行编造,工作人员由有关机关抽调,不再另设编制.
4、目前准备动手调查的项目,有以下几个：(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状况；(二)中国近代各阶级的发生、发展过程；(三)某些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经过和真实情况；(四)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制度.打算先调查几项典型事件,作出成绩,取得经验,再行推广,要求在几年的时间内,作出一些有丰富内容有科学价值的专题报告,交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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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以杨东莼为主任,刘导生、申伯纯为副主任,委员约有二十人左右,名单等商议妥当后再定.
以上报告是否适当,请批示.
杨东莼、刘大年1964,2,7
自此可知,胡乔木于1963年10月就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与杨、刘二人商议,而胡传达的应是毛泽东的意思.据所藏档案,此信由刘桂五起草,经杨东莼、刘大年反复斟酌、修改,数易其稿,可见相当慎重.杨东莼1964年2月7日致函刘桂五,提出委员人选：
委员人选,我想到的有：大年,黎澍两位同志代表三所,何干之、胡华两位同志代表人民大学,灿然同志代表中华书局,翦伯赞、邵循正两位同志代表北大.肖贤法同志代表宗教局,严仲(中)平同志代表经济研究所.陈元晖同志代表教育研究所,侯外庐、吕振羽两位同志代表学术界.此外,工商管理局,政法、侨委,以及沪、穗、武汉等大城市各需要推举一位,(北师大要不要推一位)请考虑.政协至少还要增加二三位,以上合计已近二十人左右.漏掉的单位,请补上去.又,档案局要不要一位,以上的名单,请您与大年同志仔细斟酌后,再面谈一次(档案：《杨东莼致刘桂五函》).
1964年2月29日,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即复函：“同意杨东莼、刘大年同志关于由学术界和政协合作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建议,并由刘大年同志担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59年7月20日成立,由范文澜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为副主任委员,吕振羽、刘大年等史家均为委员.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由副主委杨东莼主持征集编订六大册《辛亥革命回忆录》.近代社会历史调查与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已着手的工作多有契合,因而以杨东莼牵头来组建调委会乃顺理成章之事.近代史研究所有较强的学术实力,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自需倚重,因而时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的刘大年、黎澍均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杨、刘等人躬亲张罗,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建工作,而黎因忙于主持历史反修小组工作,无暇过问具体事务.3月2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致函近代史所,“同意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刻制办公室公章一枚,请你所自行刻制,附去介绍信一封”.近代史所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以及杨东莼从华中师范学院调来的章开沅、刘望龄负责具体工作(按：杨东莼曾任华中师范学院校长).4月3日在近代史所召开筹委会的成立会,杨东莼就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性作长篇发言.(章开沅：《杨东莼谈社会历史调查》,《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5月调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以中华书局为办公地点,启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木刻胶质印章.
经过多方调查,征求意见,调委会编写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几点意见》,就如何开展工作提出更为明确的规划.首先强调：“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旧中围的文献档案残缺不全,而其中绝大部分又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歪曲捏造,仅仅依据文字记载,很难深入探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因此,只有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树立优良的学风,才能逐步克服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而“熟悉历史故实的老人正在逐渐减少,某些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可能有所散失,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刻不容缓地把握有利时机,迅速把历史调查工作开展起来”.至于调查工作具体如何进行,“必须坚持调查与研究结合、访问与文献(以文献为主)结合,专业队伍与群众力量(以专业队伍为主)结合等原则”.调查所得的重要材料,经过严格的鉴别、核实,“编成资料汇编,然后加以综合分析的研究,写出内容丰富并具有较高水平的调查报告和学术专著,交请中华书局以《中国近代历史调查丛书》形式出版”.
中国近代历史调查,涉及的问题范围极广,无疑是一项相当庞大的工程,绝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必须充分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意见》还对调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1、1964年6月以前,由各个项目的总负责人邀请各有关单位同志商定分工合作的具体调查计划,然后分头开展调查工作.2、1965年8月以前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经验交流会,着重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并初步汇集一批经过整理核实的调查资料,委托专人撰写若干专题调查报告.3、以后每年在广州、武汉等地召开全国调查工作会议一次,检查工作,交流经验,并讨论或委托专人写调查报告.4、在资料汇编和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委托专人写成专著”.
尤为重要的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杨东莼、刘大年等亲自制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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