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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2;的问题.作者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的采访后写的文章《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典型地体现了法哲学与法制史思想的结合.作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已进人“深水区”,已进入到单纯的经济决策解决不了的领域.需要改革的不仅是改革的内容,还应当对改革的策略和改革的方式做更深层次的思考.从总体上讲,改革应当从非正式制度主导的改革即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转变.书中的很多文章涉及法律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分析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用经济分析方法,从经济学人的角度研究法律问题；而法学中的法律经济学,则是法学家用经济分析方法,从法律人的角度研究法律问题.在书中,《中国改革的法律成本》《立法应该重视成本效益分析》等文章是作者从法律人的角度,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一些法律问题的收获.在作者看来,立法、司法、执法都是有成本的.好的法律制度必须既能节约法律成本,又能促进社会福利,而决不能出于立法、司法、执法者本位主义的利益.而《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期望二版市场》《给三版市场定好位》等文章则是从法律人的角度,对一些经济现象进行法律分析.这些文章不但反映了作者扎实的法学功底,而且反映了其扎实的经济学功底.
在美国,资产证券化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产品创新,在我国金融界则是一个崭新的金融业务.从功能上讲,资产证券化可以使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它非金融机构(如电力公司、陆桥公司、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中的企业)通过发行资产抵押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的方式将未来收益提前变现,从而优化资产结构,提高流动性.银行的主要资产是贷款,包括不良贷款.将不良贷款证券化还是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一文中,作者指出,对于中国的金融监管来说,首要的问题或者说所要化解的首要金融风险是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因此,作者主要从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角度探讨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当然,作者之所以从上述角度探讨这个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有可能与其破产法专家的视野有关.在这篇文章中,除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外,作者以一个行家的眼光,对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种类、成因、后果,不良资产的处理及其困难,困难的成因,资产证券化的特点及其对不良资产处理的意义等经济现象都进行了精准的分析.
在《期望二板市场》《给三板市场定好位》两篇文章中,作者透彻分析了中国转型过程资本市场中的二板市场和三板市场的法律定位和法律关系,并提出推进发展这两个市场的法律途径.从文章可以看出,作者非常熟悉创业板市场与退市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市场.作者主张,资本市场的创新,应坚持商业性、风险可控性、监管性和流动性的结合.
我国法学界,尤其是民商经济法学界的很多法学家都很重视经济分析方法,有的甚至与经济学界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老一辈的如江平、王保树等先生,中青年的有作者,以及苏力、朱慈蕴、施天涛、刘俊海等.之所以如此,可以说事出有因.
研究法律及其变迁,离不开对人的行为的分析.一般来说,人倾向于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约束条件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理性选择.经济学就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而经济分析法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在经济分析法学的视野中,法律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效用,同时也要耗费稀缺的资源,包括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以及变法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国家机关与立法、司法、执法有关的支出以及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与守法有关的支出.上述支出大体上相当于“法治的成本”.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收人的角度来对上述成本进行定量分析.至于“变法”,方式很多,包括改良、改革、革命,等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变法时代.在各个过程中,中国人不但经历过和风细雨式的和平变革,而且经历过疾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其性质之深刻、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矛盾之复杂、过程之曲折,为人类历史所罕见.从总体上讲,“变法的成本”不但体现在和平时期的讨价还价、“立法博弈”,而且体现在战争时期的枪林弹雨、血雨腥风.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因此,对法律及其变迁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
经济的本意是节约,是因为资源稀缺.资源的稀缺性是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变法在内的一切人类行为的根本约束条件.自然或社会环境中的任何因素,只要能够限制人的选择机会,影响人的成本,收益,就构成了理性选择的自然或社会的约束条件.选择及其结果,最终要由这些约束条件来解释.以包产到户改革为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和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先后发生过三次包产到户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是由农民发动的,并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中央领导的默许和支持；每一次改革都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众所周知,这三次改革的结果大相径庭：前两次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只有第三次改革“修成正果”,首先以农民的合同、然后以政府的政策(如三个著名的一号文件)、最后以国家的法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的形式实现了制度变迁(用李曙光教授的话说,就是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这三次改革的结果之所以不同,或者说,第三次改革之所以成功,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念(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利益关系(包括国家与农民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等)和力量对比(“文革派”、“凡是派”的消亡,“改革派”的崛起等)等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根本上讲,法律及其变迁是由一定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念、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在作者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本身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转型.因此,作者并不主张纯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律制度的结构及其变迁.在《代言人的建设性批判之路》一文中,作者提出,“立法最重要的是看整个社会经济条件发展到什么地步了,立法能达到的台阶和水平是与经济、历史、文化的厚薄有关,社会发展的一定经济条件、人文传统、商业信用、社会人的道德认知水平与信仰、对法律观念的接受度以及相应的其它社会制度的支持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作者更愿意把法律描述成各个利益主体在特定条件下所进行的博弈及其妥协的产物.《法律要成为社会利益平衡器》《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法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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