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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喜欢刻画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是他们牺牲了个人的享乐和与家人的天伦之乐支撑起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日本男演员高仓健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海峡》中那个在青函隧道锲而不舍地奋斗了25年后又转到直布罗陀海峡去挖隧道的男子汉,堪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只知工作而不懂享受的日本男人的典型.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日本电影又塑造了一位在北海道一个小站兢兢业业工作了45年的铁道员(《铁道员》).他沉默寡言、热爱和珍视这份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工作,爱女夭折、爱妻病逝都没能让他离开工作岗位.与《海峡》不同的是,该片似乎更侧重于表现他因恪守职责而对逝去亲人的愧疚.2005年张艺谋为高仓健量身打造的电影《千里走单骑》虽说是一部中国电影,但却无意间延续了“高仓健式”日本男人的形象.一辈子辛苦工作而疏于和儿子沟通,父子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不仅仅是电影中那对父子的悲剧,也是一代日本人的悲剧.一辈子为企业献身、挣钱养家、背负分期房贷的日本男人,往往在退休时才突然发现自己在家庭中是个多余人.在不少家庭,妻子由于长期缺乏与丈夫的感情沟通,双方已经难觅共同语言.退休后的丈夫在妻子眼中碍手碍脚、毫无情趣,被称之为“粗大垃圾”.不少中老年妻子选择和共同生活几十年的丈夫分手,使得中老年夫妻离婚率不断增高,日语里甚至出现了“熟年离婚”(结婚多年夫妇的离异)、“定年离婚”(在丈夫退休后夫妇的离异)这样的词汇.

以工作为乐趣的一代日本人已经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敬业精神也在强调个性和崇尚个人主义的当今逐渐褪色.《铁道员》唤醒了日本人对正在失去的日本精神的忧虑,该片一上映就超过了1997年《失乐园》的票房,共收入36亿日元,创造了日本票房新纪录.日本观众在重温和缅怀正在消失的日本精神的同时,也在反思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在为民族和国家奉献过程中作为生命个体的缺憾和失落.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六十年代和经济稳步发展的七十、八十年代,日本人成功发扬集团主义精神创造了经济的繁荣昌盛.成功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以工作为最高价值和人生乐趣的日本人也曾被西方人称之为“工蜂”,“过劳死”报道一度经常见诸报端.然而不断增加的工资、完善的社会福利和越来越便利的生活,也令日本人产生了一种满足感.然而,1989年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人对未来的美好幻影瞬间破灭,之后是漫长的经济低迷和缓慢的经济恢复期.辛苦工作几十年的日本人面临退休之际,却发现捉襟见肘的养老金制度很难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更为不幸的是一批中年人在为企业奉献了青春之后却不得不面对失业困境.据日本总务省发表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至2003年间,日本失业率曾达到5．5％的高位.失业者在重新找工作的道路上处处碰壁,心灰意冷,导致自杀率上升.2004年日本自杀人数达32325人,连续第7年突破3万大关.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振,曾为日本经济腾飞立下汗马功劳的“终身雇佣制”(员工一旦就业,企业会对其以及其家庭负责一辈子)以及“年功序列制”(只要努力工作任何人都会有出头之日的论资排辈制度)摇摇欲坠.

天价的房地产将普通的工薪家庭由城市中心驱逐到郊外轻轨沿线的住宅小区和火柴盒状的高层公寓.房屋的分期付款、高额的教育费和生活费让大多数“工薪家庭”不得不精打细算.终于有一天,终日为生计奔波、辛苦的日本男人从一个叫做“寅次郎”的人物身上得到了无限惊喜和愉悦.《男人辛苦》(中文名《寅次郎的故事》)1969年在东京首次上映,二十多年间总共拍了48集.寅次郎可谓日本男人中的另类,他头脑简单、浪漫随意、做事卤莽但又乐观真诚、行侠仗义,对心仪的女性总是呵护备至,体现出一种浪漫与温情.他背弃了中规中矩的企业男人生活,选择了行旅人生,他的生命因一次次美丽的邂逅而灿烂,又因一次次与心爱女人阴错阳差的分离而困顿.日本观众对于寅次郎的喜爱程度早已远远超过了这部电影本身.无数个体验着生活辛苦的日本男人在这个小人物身上发现了自我、获得了慰藉,他们在寅次郎一次次的旅行中实现自我的精神漫游.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感情内敛、不苟言笑、兢兢业业的日本公司职员形象逐渐失去魅力,1988年上映,基本平均每年拍摄一部的电影《钓鱼迷日记》似乎正好迎合了日本人期盼全新好男人形象的愿望.与混迹江湖、没有正当职业的寅次郎不同,影片中的“钓鱼迷”是一名企业职员,但他幽默率真、开朗乐观、懂生活、重情感,个性魅力十足,也深受观众喜爱.影片在幽默、轻松的氛围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位酷爱钓鱼的企业职员与他的总裁上司结下深厚友情、享受钓鱼乐趣的故事.电影的巧妙之处在于将他们的友情建立在互不知晓对方身份的前提下,当总裁和小职员一旦互相知晓对方身份,他们之间友情便尽显尴尬.影片揭示了在人情冷漠、等级森严的日本现实社会中,人们希望建立一种平等、融洽、相互尊重的上下级关系.

如同小津导演喜欢把东京作为电影舞台一样,如今反映都市青年人生百态、邀请当红明星加盟青春偶像剧,也喜欢把东京作为爱情故事的发生地.林立的高楼、巨幅广告、潮水般的人群、璀璨的夜色,24小时店、自动洗衣房、自动贩卖机、专出售盒饭的“便当屋”等二十一世纪的东京依然是年轻人的梦想之都,它所散发出来的大都市气息依然对大批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充满了诱惑.

在《悠长假期》《东京爱情故事》《恋爱世纪》等青春偶像剧中,日本传统的物质和精神的“家”、“家园”已退出了新一代导演的视野.年轻人彻底抛弃了日式木结构建筑的“家”,寄居于钢筋水泥的公寓大楼里.梦想、喜悦、迷惘、痛苦等作为纯粹的私人感情,不再有社会和家庭的参与.他们抛弃“家”,抑或为“家”所抛弃的一刻,注定了他们将孤独地在都市里漂泊的命运.这些失去家庭羁绊和关爱、孤独又时尚的单身男女们似乎变得千人一面.他们穿梭于公寓、办公室、24小时店、拉面屋、咖啡厅、小酒馆等住宅区中间的小公园、写字楼和公寓的楼顶似乎成了他们表达私人感情的必选之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会到树影婆娑的小公园长椅上坐一坐,或在白天属于孩子们的秋千上荡一荡.导演们喜欢在主人公的公寓里安排一扇看得见东京塔的窗户,夜色中璀璨的东京塔散发出的浪漫掩盖了都市的不尽如人意,给这群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青春偶像剧较少触及社会、政治以及敏感的时事问题.工作对年轻人来说已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人生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些年轻人看到为企业卖命却被企业抛弃的父亲的下场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毕业后不急于就职,而是心安理得做起了自由自在的“打零工者”和“自由职业者”.沉默、勤勉、认真、负责、不善表露情感的一代人已经完全让位于注重现在、注重自我的新一代.

在女性解放的口号喊了一个世纪后的日本,女性对于选择做专业主妇还是做职业女性仍然充满矛盾.正如《恋爱时间》里的那对一个选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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