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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有关论文范本,与《范源廉集》前言相关论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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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教育界,范源廉是一位颇为重要且富有影响力的人物.遗憾的是,在现今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近现代教育系列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等丛书中,我们却看不到有关范源廉教育论著和相关的研究专著,在《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亦只有一小节论及范氏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其分量明显单薄.范源廉作为一个近代教育家的形象因文献资料的缺乏,迄今未得到很好的确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范氏本人的著述甚少,生前几无著作出版,范氏“素不喜作文章”、重行不重言的个性,限制了我们可能了解他的视域,一方面则是尚无一部系统整理的《范源廉集》问世,这是一个值得弥补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整理、出版一部《范源廉集》确有必要.
一、范源廉生平
范源廉1976年(光绪二年)8月29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普通家庭.字静生.上有一姐,早夭.下有一弟范源让(字明俊,后改名范旭东),以民族企业家名世.1889年,范源廉的父亲范琛去世,家陷贫境.随后母亲谢氏带其兄弟两人投靠长沙城里的慈善机构――保节堂.1893年,范源廉在其舅父资助下进入清泉学校读书,两年后回家乡私塾任教,承担起支撑家庭经济的重任.戊戌维新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主持湘政,大力推动变法,梁启超等维新志士赴湘串联,创建时务学堂,湘人为之一振,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范源廉为时风所动,投考时务学堂.1898年3月22日(三月初一),时务学堂在长沙南学会举行第二次入学考试,报考者共一百五十名,范源廉列第二期招考学生第五名,为中文内课生兼西文留课生,同学中有蔡锷、李穆等才俊青年.从此范源廉成为梁启超的忠实追随者.在维新派主持的《湘报》第三十三号《南学会问答》上刊出范源廉关于推广学会的提问,这是我们所发现的范源廉最早的文字.可见,范源廉当时已投身维新运动,成为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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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范源廉离开时务学堂.1899年,与同学蔡锷、唐才常结伴前往上海投考南洋公学.范考取外班生第五名,蔡锷列第六名.时梁启超在东京,函约东渡赴日本自费留学,范源廉遂与同学李穆等筹集经费,相偕东渡,进入梁启超主持的东京大同学校学习.1900年6月,唐才常成立自立会,范亦回国观察形势.自立军起义事泄未成.范源廉再返日本,1901年秋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期间,结识严修、杨度、曹汝霖、陆宗祥等人,建议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为中国留学生开设法政速成科.1905年学部设法政学堂于北京,聘日本教授主教,而任范为学部主事佐之.1906年学成回国,经严修推荐进入学部.据吴家驹回忆:“先生既到部,亦不以微员新进稍自委卸,于本部事务之划分,职责之分配,各省提学司使之任命,各级学校之规程,各地高中、小学校之分期进行,教育人员之考察,凡认为力所当尽者,无不悉心规划,劳瘁不辞.”“故不到三四年间,由主事而员外、而郎中、荐升至参事.”除处理部务外,范源廉还参与创建了殖边学堂(民国后改为蒙藏学院)、优级师范学堂,将求志学会扩组为尚志学会等活动.
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力约范源廉就任次长.蔡、范之间在教育理念上存有差异,蔡元培多注重于高等教育,范源廉则主要关注普通教育.受地域、党派、教育背景影响,教育部人事虽存矛盾,但因蔡、范两人极力维持,共同致力于教育变革,遂呈现一派新气象.
1912年5月9日,共和党在上海成立,制订党纲,成立组织,范源廉被选为该党干事.7月13日,蔡元培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辞去总长一职.范源廉随即继任总长一职,7月26日在国务院宣布政见时表示:“蔡前总长对于整顿教育之办法,首重社会教育,盖共和国体贵在人人有普通之智识,本总长当接续进行.”7月31日再次表示: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业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现以个人意见,尚有二端,须与诸会员商榷:一、发挥国民固有精神,一、提倡个人职业独立.反复阐发,至切时病.表现其“蔡规范随”的主政意愿.1913年1月,范源廉辞去教育总长一职.卸职后,转赴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部长.袁世凯死后,北京人事更动,段祺瑞组阁,再次任命范源廉为教育总长,范遂交卸中华书局编辑部长一职.1916年8月26日,范致电在法国的蔡元培,促其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20日至7月17日,范源廉代理内务总长.1918年5月至11月,他与严修赴美国考察教育,“于其教育实况多有所研求”,为创办南开学校大学部作准备.回国后作《调查美国教育报告》(1919年1月)、《范静生先生演说赴美调查教育之情形》(1919年1月)、《美国教育行政谭》(1919年2月),述其游美考察教育之观感和收获.1919年3月26日,教育调查会成立,选举范源廉、蔡元培为正、副会长.
1920年8月11日,范源廉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着手文字改革,公布国语注音字母.1921年4月,范氏有感于教育处在绝境,前途无望,辞去总长一职.5月,靳云鹏再邀范源廉就任教育总长,范不肯就职,由次长马邻翼代理.1922年2月7―14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上海举行董事会,选举范源廉为董事长.1922年6月,范赴美考察农业教育和公民教育,并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万国教育会议.1923年赴英国磋商退还庚子赔款事宜.1924年1月范源廉就任北京师大校长.同月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坚辞不就.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推选范源廉任董事,翌年6月,被推为干事长.
1925年1月,范源廉辞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一职.任职期间,北京师大修订组织大纲,本科分教育、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化学、生物九系,附设体育及手工、图画两专修科.范还为北京师范大学撰写校歌.“五卅”运动爆发后,范源廉与梁启超、顾维钧、朱启钤联名发表对沪案宣言.据任鸿隽回忆:“范静生先生于从事教育行政之外,雅好生物科学.晚年常手自采集,躬行研究.又欲设立天然物产博物馆于北平,以广搜罗.惜因时局多故,此志终未实现.”
1927年7月,范源廉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2月23日,因腹膜炎在天津病逝,终年五十一岁.为继承先生研究生物学之素志,尚志学会同人倡议设立静生生物研究所,以作为对范源廉的纪念,这一建议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赞助,该所于1928年10月1日在北平正式开幕.
纵览范源廉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876―1897年)早年在家乡求学、教学,基本上过的是一种传统读书人生活,第二阶段(1898―1906年)从考入时务学堂到赴日本留学,这时范源廉追随梁启超,学习新学,继赴日本留学,接受系统的近代师范教育,第三阶段(1906―1912年初)在清朝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学部任职,成为一名新式的教育行政官僚,第四阶段(1912―1921年)先后出任民国教育部次长(1912年4月8日―7月26日)、三度任总长(1912年7月26日―1913年1月8日、1916年7月12日―1917年11月30日、1920年8月11日―1921年12月25日),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第五阶段(1922―1927年)晚年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4年1月―1925年1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1924年9月28日―1927年12月)等职,是北京教育界的领衔人物.在民国前期,北京教育界主要存在两大派系,一派以蔡元培为代表的革新派,与国民党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主要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一派以范源廉为代表的稳健派,与前清学部和共和党有渊源关系,他们把守着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两派既有争斗,又有合作.范源廉是北洋政府在教育界台前幕后的主要操控者,可谓与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相始终,对于范氏所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我们过去显然认识不足.
二、范源廉教育思想
范源廉自从1899年赴日留学,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随后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范源廉任职清朝学部,三度出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是清末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教育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与当时教育界的关系可谓既深且长,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型.那么,范源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
一、明确新教育宗旨.民国初年,范源廉首度就任教育总长时,即发布训令三则,一是表示男子教育与女子教育并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举,二是强调“教育为神圣之事业,乃国家生命之所存”,三是阐明“国于世界,有学则兴,无学则亡”的道理.在《说新教育之弊》一文中,范源廉表示:“清季罢科举,颁学制,兴学校,励游学,而新教育以兴.非轻事纷更也,诚鉴于世界之大势,处积弱之余,而欲为图存之计,莫要于教育之革新也.”在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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