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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租界方面论文范文检索,与京师政治生活的后花园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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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有先靠买办和官僚,因为他们手中掌握财力,又有人脉资源和保护伞.可以说,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是东方国家民族经济起飞时的必然.天津早期的民族经济,除了倚赖买办投资外,同样也依靠官僚资本.有名的恒源纺织有限公司,九个发起人和大股东里就有张作霖、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四弟)、冯国璋之子冯伯崇、黑龙江督军鲍贵卿、陆军次长田中玉、长芦盐运使王鸿禄、直隶议长边守靖和河务局长宋文轩,而裕元纱厂董事会成员大都是倪嗣冲、王郅隆、段祺瑞、朱启钤、曹汝霖、王揖唐、徐树铮、段芝贵等权贵.已故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家族在天津的发家史,也可作为一例,他的叔祖周学熙同样也是官商通吃.无论用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标准,也不管叫买办或称外企高管,一个铁打的事实是,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只要一讲开放,最早下海的人中多半先做买办,最初的经营人才也是买办,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开放先行者的大任.但是,历史的评判往往与现实政治交织在一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实中的买办换了个称呼,终于被正名,历史上的买办却仍未脱离意识形态的框框,依旧是一个贬低性的形容.不仅买办,连开埠、外商、洋行,这些原本中性的名称,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蒙上历史的阴影,似乎是很不光彩的过去.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历史名誉在教科书、在人们的意识里也从未被更正.不愿意更正的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些都是战败受辱、签订条约的产物.我们只要一提近代中国历史的条约,永远都加个不平等.其实,不平等条约主要指的是签约时双方的地位不平等,也就是说条约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而这种被强加或者叫被迫,既是战败屈辱的结果,也存有清朝原本封闭、颟顸的因素.所以,条约本身的内容未必都不平等,比如开埠,本是近现代国家题中应有之义,还有《辛丑条约》中的“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一款,百年来一直保留,也不能说不平等,甚至可以说是将从前的不平等改为近现代国家外交事务中应有的平等.
二
洋行、买办和洋务运动,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兴起,为天津带来了经济繁荣,让天津成为繁华的商埠,加入了当时为数有限的中国近代城市的行列,具备了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但是,那时的上海、汉口、广州等城市也不比天津弱.其实,天津在民国初年独特的重要地位来自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租界效应,可以说,租界既为天津吸引了生意,又为天津汇聚了出自北京的政治资源.
从逊帝溥仪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从民国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到复辟辫帅张勋,从大权在握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到政坛要人靳云鹏、王士珍、顾维钧、潘复、朱启钤、鲍贵卿、孙传芳、倪嗣冲、刘冠雄、吴光新、陆宗舆,从奉系张氏父子到政治和学术兼擅的梁启超,都在天津留下政治活动的鲜明足迹.其中多数人拥有几处房产,主要住宅还都在租界之内.有趣的是,不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文化背景是新是旧,生活方式取西抑或取中,但在天津的住宅几乎都是西式或中西合璧,有的还请西洋建筑师专门设计.这些房屋建筑不但为天津留下了宝贵的政治历史遗迹,也为一座城市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民国初年活跃于北京政坛的各类要人,或出于被迫无奈,或以退为进,或仅仅为了暂避风头,一旦离开权力宝座,大多会选择天津蛰居,以天津作为进退之所.其原因有不少,一是下台之后不愿意继续留在政治的中心地带,二是北京只有使馆,避难短期尚可,不能长期栖身,而这里拥有众多租界,还有外国驻军,华洋杂居,尤其下野之后,在租界庇护下,比较安全,三是距离首都最近,可以就近随时了解北京动态,四是可以近距离遥控自己在京城的旧部,五是可以迅速返京重掌大权,六是临海,那时的交通除去有限的铁路外就是海路,由海路还可以出国,七是根据《辛丑条约》约定天津周围二十里严禁中国驻军,使得这块地方不会发生国内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战事,在当时混战的中国,相对比较和平.而且,朝野之间,各路枭雄,常常也会在天津商讨未来大局,进行政治交易,因为幕后人物或许正隐居天津,实力派也可能就躲在天津,而京城政治舞台目标明显,所以在天津聚首比北京更合适.民国初年的北京政治离不开外国势力的参与,天津的租界是北京外国力量的延伸,北京的使馆区和使节树大招风,举动惹人注目,在天津与外国人来往,较之北京而言更为容易.另外,通过铁路进出北京,天津为必经之地,一些政要进京前常常在天津驻留,观测风向后,再决定进退.
1917年以后,天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全国政局的事件,这些事件显示出天津作为京师政治生活后花园的重要地位,凡是北京不好解决或准备解决的问题,都是先在天津商量妥当.
这一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矛盾日深,最终段被黎免去职务,段祺瑞离京后落脚之地正是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被黎元洪请来调停的辫帅张勋进京之前也是先到天津,张公馆坐落在德租界内,原配夫人曹琴常住在此.张勋到津的当晚,段祺瑞赶过来看他,两人相商许久,最后段劝告张:大哥来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维持秩序,这是要紧的事,其他事情也可以办,只有保清帝复位的事还不到时候,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了,南方也不会答应,我看这件事还是慢慢来为妥.张勋在天津等到一切就绪,便带着队伍进京了.不过,他并未听从段的忠言,最后还是拥戴清室复辟.
呆在天津的段祺瑞闻讯后决定举起讨逆反复辟的大旗,他先赴天津附近的马厂动员第八师举兵,即所谓马厂誓师,然后派人返回市内.市内此时已挂起了复辟龙旗,但直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服从段的命令,将直隶省长朱家宝赶走,又换成五色旗,并在督军公署门口挂起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牌子.当段祺瑞回到天津市区时,这个繁华的商埠已经成为热闹的政治中心,各界要人靳云鹏、贾德耀、段芝贵、冯玉祥、梁启超、叶恭绰等纷纷前来,聚集在讨逆军司令部的周围,并联络好身在保定的曹锟,分三路出师北京.可以说,反复辟的各方力量在天津酝酿了再造共和的大业.
复辟尽管失败了,可是黎元洪却坚辞总统不就,当副总统冯国璋成为总统后,实权派段祺瑞又开始与他明争暗斗.在对付西南护法各省和护法军政府的态度上,冯倾向主和,段坚决主战,最后段祺瑞辞职.当王士珍接受组阁时,以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督军和督军代表齐集天津曹家花园开会.这里原是孙家花园,为买办孙仲英所建,后来将花园卖与曹锟,所以也称曹家花园.会议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一手策划,目的是坚持对南方用兵并协力对付主和派,既向北京的总统冯国璋示威,也为段祺瑞助阵.此时的天津再次成为政治军事的重心.而被逼下台的王士珍也先逃到了天津,抵津后才致函冯和段,陈述己见.
次年6月,一直闲住天津的徐世昌突然赶到北京,倡议冯、段合作,主张北洋派消弭内争,直系皖系也不该再存芥蒂.过去冯、段交恶时,人人都以为徐世昌这位清末民初举足轻重的人物会出面调和,可徐却始终躲在天津不肯出山.如今,他的出现,预示着北京政局将有重要变化.
果然,徐树铮与曹锟、张怀芝、龙济光等各路督军和督军代表再度聚会天津,商讨对南战事,安徽督军倪嗣冲也赶了过来,力劝曹、张再战,而奉军则在天津附近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准备染指关内事务.段祺瑞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自己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愿退为副总统,自己也可以同意,否则他愿意和冯国璋同时下野.督军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到北京面谒冯大总统,问冯能否屈居副总统之位,被冯谢绝,于是冯、段两人都腾出了副总统的位子.天津会议一致决定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继续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处于前台的北京政局的未来,实际完全被天津这座后花园所左右.
1924年直奉战事又起,随着冯玉祥倒戈回京、软禁总统曹锟,正率直系作战的吴佩孚只能撤退,天津又一次成为全国关注的政治军事重心.
不得不撤退的直系军帅吴佩孚从秦皇岛退至天津,专车停靠在天津北站,本想依靠山东和江苏的援军歼灭冯玉祥,解救北京的曹锟,但很快得知援军无望,究竟何去何从,吴佩孚举棋不定.此时,段祺瑞正蛰居天津日租界,虽说人没来,但一封信却送达吴佩孚,劝他早日离开天津,另谋发展.随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司令也来力劝吴转往其他地方,等待东山再起.最厉害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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