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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美国驻军司令,一面劝说一面唤来站长,开动机车,径直将吴佩孚的专车拉往塘沽.吴佩孚只好由塘沽乘船南下.美军司令事后得意地说,凭吴大帅的脾气,怎么会自行撤走,只有这种方式才最为得体.

尽管打败曹、吴直系的是张作霖的奉军,而且靠的是冯玉祥的忽然反水,但对直系的第一炮却是原属段祺瑞势力的卢永祥率领的浙沪联军打响的,孙文领导的北伐军事力量也对直系起到了牵制作用.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事以后,孙文与张作霖之间就不断往来,而1920年直皖战事时,奉张虽然站在直系一边,但奉系与直系的联盟实际却制约了直系,使直系不能一家独断,所以段与张作霖的关系从未间断,等到直奉翻脸后,这种关系更近一步.可以说,是张作霖、冯玉祥、孙文、段祺瑞的联手,才从北京政治舞台上赶走了直系势力.

就在北京政治权力出现真空时,各方先后抵达天津会商,在天津这座后花园再度决定了北京的政治命运.几家联合原本是为了对付直系,直系一倒,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显露出来.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最突出,互不买账,但都同意由天津的段祺瑞出来暂时主政,另外,段在天津也接到了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等省的电报,表示拥戴他重新出山.而孙文在接获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函电后,发表北上宣言,起程在即.冯玉祥原本希望在北京会商,可是段祺瑞更愿意在天津与张、冯会晤.这时段祺瑞正住在日租界,张作霖也由沈阳入津,居住在姻亲曹锟的曹家花园内.冯玉祥只得赴津商讨北京政局.经三方势力聚集天津多次会商,在用兵长江、划分地盘、处置吴佩孚、组织政府等问题上,终于达成协议,并商定在新政府产生之前,组成临时执政府,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天津会议一结束,冯玉祥立即通电下野,以此表明自己当初反戈并非觊觎权力的心迹,段、张也相继进京,段很快宣誓就职.随后,孙文偕同夫人宋庆龄及国民党要员三十多人抵达天津.孙先生此次北来,一路舟船劳顿也很值得一叙.他们先乘船离开广州去香港,再从香港换乘日本轮船春阳丸转往上海,在上海法租界休息数日,又搭乘上海丸离沪赴日本,在日本改乘北岭丸再赴天津.绕了一大圈,还出了一趟国,终于一路乘坐日轮到达天津.孙文得到上万天津民众的热情欢迎后,下榻日租界的张园.逗留天津期间,他与段祺瑞互致函电,表达感激景仰之意,还针对时局,向天津市民发表演说.当时张作霖已从北京返回天津曹家花园,孙文为表诚意,抱病率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兆铭等登门拜访,共商国是.孙文一共在天津住了二十多天,在各方期待下,1924年12月31日,终于乘列车进京.

相对于北京而言,张作霖也特别喜欢天津,他已经入主北京了,可还老是跑到天津活动,不但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组成“安国军”,被十五省推为总司令,进攻南方的北伐军和西北的国民军,并任命正赋闲在天津的靳云鹏为国务总理,还忙里偷闲,邀请住在张园的逊帝溥仪来到曹家花园,口称“皇上”,行跪拜大礼,并奉上十万银元的献金.

第二次直奉战事以后,天津不但是民国各方势力活动的政治重心,同时也成了前清遗老遗少聚会的地方.

冯玉祥倒戈后占据北京,立即驱逐溥仪出宫,并称: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溥仪出宫后先住在什刹海醇亲王府,就是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家里,也算回到自己家了.但遗老遗少们却认为这里身处险境,于是天天忙着“营救”,有人去外交使团活动,有人给张作霖写信,有人甚至提出效法申包胥哭秦廷的方式,向日本使馆请求出兵保护.终于有一天,在狂风怒吼、尘沙蔽日的时刻,溥仪离开醇亲王府躲进东交民巷里的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夜间,溥仪又化装成日侨跑到天津,先是住进日租界的大和旅馆,继而住进张园.

张园,就是孙文不久前来津时住的那个日租界的张园.巧合的是,据说溥仪所选择的住房及新床的摆放位置,竟然与此前孙先生的居室和床位分毫不差!

张园是张彪的私邸,此人是清末武昌陆军第八镇统制.武昌首义,张彪带着家眷逃到天津,在日租界购买了一块地基,占地约二十亩,用两年时间盖起了一座两层楼房,四周修建了凉亭、水池、喷泉、假山、石桌凳.溥仪的到来,让张园成为政治活动场所,游艺场也成了“清室驻津办事处”.身为旧臣的张彪尽管做了皇帝的房东,但他不仅不收房租,还出资将家具都换成了溥仪喜欢的欧式,而且自己每日清晨亲持扫帚为逊帝洒扫.张园从此熙熙攘攘,门口狭窄的道路显得十分拥挤.溥仪在张园住到第五年时,张彪已经故去,儿子对满清毫无感情,只认金钱,提出每月收七百元房租的要求,溥仪因而决定迁居,他选中了距张园百步之遥的陆宗舆私宅乾园,也属于日租界.这位陆宗舆就是“五四”大游行对准的那个陆宗舆,“五四”以后他也寄居天津,担任了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1921年建了这个乾园.1929年7月,陆宗舆搬到了石山街,将宅院让与溥仪,溥仪特意改乾园为静园,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

溥仪在静园里一直住到1931年,在这里接见京津两地的遗老遗少,会见曾在前清任职且不忘旧主的民国政要,与各种日本访客探讨恢复之策,还因为东陵被盗案迟迟未做处理而与民国政府结怨,离婚案也闹得沸沸扬扬.溥仪决意借助日本力量图谋建立关外的满清统治,密谋策划也是在此时此地进行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天津驻军的土肥原贤二大佐10月3日夜访静园.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土肥原与溥仪商定了出走东北的计划.为了掩护溥仪行动,日本军还制造了“天津事件”,借所谓骚乱,乘机出动,在租界宣布戒严,把静园周围封锁起来.溥仪因此得以秘密出走,在日方的掩护下终于抵达关外,建立了伪满政权.他在天津统共住了七年,张园和静园是他的“行宫”,在这里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

1928年以后,北京不再是京城了,而改称北平,天津当然从此也就丧失了京师后花园的地位,但民国初期的那些政坛领袖和要员并没有依照中国传统习俗还乡养老,而是依旧住在天津,大多终老于此.不再告老还乡,选择留在城市颐养天年,这不妨视为民初中国社会风气的一大转变.转变的原因恐怕在于城市生活的吸引,乡村落后的条件毕竟不能与大城市相比,方便的生活环境也许比传统文化显得更为重要.

当寓公不看中北平,却选在天津,主要还是因为这里拥有租界,对前朝权贵而言,当然是安全第一,况且租界的宅第舒适,也住久住惯了.其中只有曹锟的曹家花园不在租界,他就卖了出去,也改到意租界和英租界居住.此外,这些人多是北洋六镇出身,对天津这块北洋派系的诞生地怀有很深的感情.曹锟住在这里,还由于天津是他的家乡,徐世昌的老家在河南,而天津算是离家乡最近的大城市,黎元洪、段祺瑞尽管都是南方人,但南方类似的城市上海、广州、武汉、厦门并无他们的存身之地,1928年以后的政治环境也远不如天津合适.段祺瑞最后死在上海,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的日本友人和打算投靠日本的故旧不停地打扰,企图请他出山,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才被迫南下.只有一个吴佩孚,本来与天津没什么渊源,在这里也没有居住过,1924年来天津短暂停留还睡在列车上,而且他一向反对住租界,所以最后选择了北平的什锦花园.

民国初期的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曹锟都在天津去世,占了一半,如果加上张勋、靳云鹏这一级的人物就更多了.可以说,天津这座城市也成了北洋派达官显贵的养老和终老之所.下野以后,他们有人吃斋念佛,下棋打牌,如段祺瑞,有人闭门著书,饮酒赋诗,如徐世昌,还有人做起了生意.致仕后从事近代工商业,并且经营有道,长袖善舞,这也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官场在新时代的一种变化.

黎元洪晚年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共投资四十五个企业,仅银行就十七家,总投资额达两百万元.靳云鹏与日本人合办了胶东鲁大矿业公司,又在济南投资鲁丰纱厂,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济宁面粉公司,从1908年到1926年的十八年中,他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企业有二十多家,拥有资产六千五百万元之多.别看张勋政治脑瓜很旧,一门心思复辟,可是经济头脑却非常灵活,投资遍及工商、金融各业,总额大约有三千多万元.

不管他们当政时相互之间有多大的冤仇,政见如何不同,打得怎样不可开交,只要离开北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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