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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大创造.

市委写作组前后一共办过多少学习班,连朱永嘉本人也一时说不清楚,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认真的清查核实,才得出如下的统计数字：1971年以来,市委写作组共举办了二十九期学习班,学员总数达八百七十四人.

一

市委写作组为何要如此大规模地举办学习班?答案是：一有主观需要,二有客观可能.

先说“主观需要”.在写作组写文章是很累的,时间短,任务重,经常突击熬夜,又没有任何补贴（“文革”期间取消稿费）,王知常曾经感叹地向写作组的历史组成员说：“像我们这样拼命写文章,过了四十岁,精力就不行了.”写作组成立初期,本部及各下属组织的成员,多半是高校和原社科院的中年业务骨干,长此以往,势必出现“断档”现象,必须未雨绸缪,及时补救.朱永嘉曾考虑设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也许他在复旦大学长期教书,“书生气”尚未完全消失,觉得社科院的名称较为响亮,容易吸引业务人才,所以于1974年6月1日写了一份“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请示报告给张春桥、姚文元,建议成立社科院,结果被浇了一盆冷水,张春桥批示道：“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于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姚文元也于6月3日作了批示：“同意春桥同志意见”,并在原报告中“办临时学习班”一语旁写道：“这种形式比较灵活.”张春桥不愧为“四人帮”的“军师”,深谋远虑,唯恐朱永嘉等忙于事务,丢了“大批判”这个头等大事.姚文元的出手也不同凡响,他的“灵活”二字点明了要害所在,以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点.大凡各类学习班开始时,参加的成员都站在统一的起跑线上,但“临时”了那么两三个月,便分出高低优劣来了,这就便于朱永嘉、王知常选拔尖子,分别安排.大部分没有留下来的成员回到原单位,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他们已经完成了学习班规定的战斗任务,接受了“四人帮”一套的理论熏陶,以后有需要还随时可以抽上来,投入新的“战斗”.至于学员的工资、福利、后勤杂事等,写作组一概不管,真是“灵活”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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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客观可能”.“文革”以前,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地位开始时没有后来这样高,要向其他非市委宣传部管辖的单位调人并不简单,例如要调的是高校教师,就得经高教局和各高校同意.“文革”开始以后,“四人帮”得势,情况便大不一样了,当时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对市委写作组刮目相看,知道该组是张春桥、姚文元的重要基地,因此为写作组举办学习班大开绿灯,可说要人有人,要钱给钱,要地方给地方.当时写作组总部设在康平路一百四十一号（原《支部生活》编辑部办公楼,离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仅两三百公尺之遥）,下属各组则分别设在原党校、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处,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胜枚举.

既有“主观需要”,又有“客观可能”,写作组举办学习班自然越来越红火了,请再看一组统计数字.学习班的类型：按专业分,有党史学习班、政治经济学学习班、自然辩证法学习班、文艺创作学习班等；按专题分,有评《水浒》学习班、“儒法斗争史”学习班、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按时间分,有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学习班人员集中“学习”两三个月,结束后即回本单位,长期学习班人员平时在本单位,每星期五来写作组“学习”.经过各类学习班的实践和考察,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就先后从学习班中留下了四十二名青年,分在原写作组及下属各组工作.

二

在进一步了解各类学习班以前,先来听听王知常的一句名言和朱永嘉提出的一个宗旨.

王知常曾经明白而自豪地宣称：“我们现在办学习班,就是用我们的观点去影响一大批人.当年蒋介石也办黄埔军校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嘛!当然阶级属性不一样.”朱永嘉提出的办班宗旨是：“以任务带战斗,以战斗带队伍.”朱、王这两番话真可以说是言简意赅,把他们举办学习班的终级目的和原则方式等都囊括无遗了.

怎样实现“以任务带战斗,以战斗带队伍”?试看朱永嘉、王知常交给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分别举办学习班的几个例子：

姚文元于1973年底来上海,在接见朱永嘉等几个核心成员时说：“批孔、评红都是大问题”,鼓吹写评《红楼梦》文章要“同现实斗争联系起来”.朱永嘉立刻照办,不久便指使文艺组举办了一期“《红楼梦》评论学习班”.朱永嘉在学习班开学第一天就到会讲话,他一再强调“评红”要“触及时事”,要“吸取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朱永嘉一方面拿出写作组得力郭某所写的《大有大的难处》的清样,作为“影射红学”的范文要大家学习,另方面又鼓励大家选好角度,可以从一人一事出发引申开来,发点议论.不久他就同学习班学员共同议论了许多《红楼梦》中的人物和题目,要大家写文章.王知常也抓得很紧,经常向学员出点子.如他说“写贾政要写贾政在大观园里的地位,贾政是大观园中制定政策路线的”,妄图影射周总理.此外如发在《学习与批判》上的《薛宝的中庸之道》、《贾探春的新经济体制》等一大批文章均是联系现实和影射攻击之作.还有一件颇有讽刺性的事不妨在这里一提：既然朱永嘉、王知常要求联系人物来写,学员当然会写到贾母,谁知朱永嘉把评贾母的文章题目都勾去了,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朱永嘉神秘兮兮地说：“老祖宗不能评.”原来他害怕这么一来,旁人也会效法他们,说文章是影射毛主席的!

“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1974年6月,姚文元批示要出一本通俗性小册子《儒法斗争简史》,以扩大“批儒评法”的战果,朱永嘉立刻授意历史组负责人,让正在举办的历史学习班转向,把十六位学员分成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四个小组,声称为了“使这批学员得到锻炼与培养,青年人自己写书给青年人看”,要求突击进行编写.学习班学员当即开会讨论,提了各种设想,有的主张章节体,有的主张写成章回小说体,最后朱、王拍板决定：“可采用史话体,写得有血有肉一点,可避免枯燥乏味.”经过了七八个月的苦干,这本《儒法斗争史话》终于在1975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达三十万册,发行全国.这还不算,王知常为了扩大影响,又特地组织了一篇“书评”,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2期.遵照朱永嘉指示,该书以罗思鼎文章为依据,紧跟紧随,亦步亦趋,不少地方还照抄或是化用罗思鼎文章的原话,吹捧吕后,大批宰相.如书中“楚汉相争”一则抄录《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说什么刘邦的关中根据地“在吕后、萧何的领导下”,“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黄老之治”一则抄录《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吹捧吕后“依照刘邦的遗嘱”,“按照汉高祖刘邦的既定路线、政策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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