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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还大骂吕不韦“一上台就搞复辟”.嘲笑“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政变的丞相李斯,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倘问姚文元本人对此书如何评价?只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王知常曾在该书出版以前,特地把书中的一节《女皇帝武则天》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上发表.后来朱永嘉去北京参加全国四届人大回来,告诉王知常他见到了姚文元,姚文元说《学习与批判》上刊登了武则天,“还是搞得不错的”.为什么这样一篇不起眼的文章会得到姚文元的肯定和赞扬?无他,只是因为该文得到了江青的肯定和称赞.“四人帮”借批《水浒》,大批什么“投降派”.按照专业,文艺组、历史组办学习班不在话下,令人深思的是经济组也跟得很紧,经济组负责人顾某在刚开办的“经济理论短训班”的旗号下,突击办起了一期评《水浒》学习班,班内给每个学员发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籍作为掩护,又发了一部《水浒》供大家阅读使用.这期不伦不类的学习班还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学员全部留住在经济组宿舍,不准回家回厂,不准泄密.学习班开学时,王知常亲临传达姚文元1975年8月14日就评《水浒》事写给毛主席的信（就是在这封信中,姚文元要求将毛主席批示除发给政治局在京同志外,还增发给《人民日报》、《红旗》、梁效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学习班办了十天后,战果出来了,那就是一份《青年工人谈〈水浒〉――8月26日座谈会记录》,发表于1975年第9期《学习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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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突出例子是举办“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大规模开展以后,写作组所举办的学习班立即增加了“批邓”的内容,如党史编写组举办的第三期党史学习班开学时,朱永嘉到场讲话,布置学习班要“以阶级关系变化为中心,为主题,研究批邓”,实即要打倒一大批“民主派”、“走资派”.经济组更是使足了劲,在1976年2月初突击举办了一期“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成员有二十五人.学习班秘密地给每个学员发了一套整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每套十四份）,布置每个学员联系工厂实际,逐条地批“二十条”（全称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因为共有二十条条例,简称《工业二十条》）.学习班结束后,由经济组负责人顾某定调子,整理出《工人阶级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一次工人批判会的纪要》,经王知常审定,发表在该年《学习与批判》第3期,这是全国第一篇围攻《工业二十条》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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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习班学员都是上海及郊县工厂、农场的青年,他们在“文革”前多半上过几年中学,有的还是“老三届”,受过长期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知识基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被朱永嘉、王知常等人选中,纳入“后备力量”加以培养,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同时也应强调指出,他们和写作组总部毕竟关系不深,不了解朱永嘉、王知常全面系统的“作战计划”,即使讲了一些错话,写了一些错误文章,也完全不必深究,不光是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八百几十位成员是如此,即使写作组本部和下属各组从学习班中选出留下的四十二位成员也不例外.据笔者所知,后者绝大部分至今仍在各个岗位上做着贡献.
不过,十分遗憾的是,学习班中也出现了少数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英雄”.上钢五厂有一个姓王的女青工,1975年8月参加经济组举办的评《水浒》学习班,在发言中大讲宋江上山后“大搞阴谋篡权活动”,把“晁盖给架空了”.经济组负责人听后大为赞赏,当场吹捧她“不简单,有独特见解”,并把她的发言整理成纪要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到了1976年,她又参加了经济组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在厂内提拔为车间党总支副书记.不久,小王即被上海市革会负责人马天水等人看中,作为“工人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临走前,写作组经济组负责人又鼓励她“要想问题”,“要思考”.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黄涛（上海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在会上大肆攻击邓小平,而这个“工人代表”也果然在会上冲着国务院领导开炮：“我们工人对你们这些大官不客气!”并到各部游说,大批“二十条”.她的举动得到了江青的赞赏,江青在“接见”时一边拉着她的手,一边指着苦苦地主持和支撑着计划工作会议的谷牧副总理说：“如果他（按：指谷牧）今后给你穿小鞋,你来找我好了.”
也有少数学习班成员受毒害既深,又对写作组怀有“感恩图报”的思想.王知常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曾说过：“以后大概只有学习班的青年还记得我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话还真有那么一点真实性,在经济组所属学习班及学习班所留下的青年中,当听到“四人帮”可能被“一锅端”时,有些人认为发生了“右派政变”.有的表示：“我死也要死在这里!”有的已回厂的学员,听到消息后竟打到写作组说：“用得着我们时,打个来好了!”看到这里,大家不难想见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大搞学习班的影响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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