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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抄袭”等不良学术行为成了学术界受人瞩目的一个现象,一些抄袭公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圈外大众的道德关注,使这个问题甚至跃出学术领域而成了“公共话题”.与此同时,“反抄袭”也迅速成为一种流行论调.
其实,单单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上,“反抄袭”这个话题是谈不深的.没有深度的话题被重复讨论,本身就可能会导致“抄袭”.坦率地讲,不少的“反抄袭”文章,本身却呈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怪相.当然,同任何一个热门话题一样,在众声喧哗之中,也总会有精品产生,这些真知灼见的文章往往指引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学术产品的生产规律”及这一规律在当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不考虑到这些问题,对抄袭的道德讨伐只会流于形式,成为这个时代各种“作秀”中的一种.
“抄袭”与“模仿”
从“学术产品生产规律”的角度来审视“抄袭”行为,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怕是很多人认为不成问题的：在人文学科领域内,“抄”与“不抄”究竟该如何划分?
学术发展必须依靠学术继承.每一个学术入门者,都会被告诫要详尽了解前人成果,学习前人的治学方法.我所知道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找几个质性相类、心仪神往的名家,亦步亦趋、处处模仿,体规画圆、准方作矩,最后至于“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借赵孟妻管道给赵的一首情诗）的境界.所以,模仿是学术进步的阶梯,模仿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合理性.法国学者塔尔德甚至称：社会依靠模仿而存在.他在1890年出版的《模仿的定律》一书中,分模仿为三种,即“惯例模仿”、“习俗模仿”和“时代模仿”,以为一切发明要基于模仿传播、流传.[1]这个道理当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应用到学术领域,谁都不大会反对这样一个结论：学术继承基于模仿.
但“模仿”与“抄袭”的区别在哪里呢?黄庭坚有“点铁成金”和“脱胎换骨”的说法,前者指“取古人之陈言”而换个意思,后者则指意思不换而换个说法.两句话“世以为名言”,王若虚却称这不过“特剽窃之黠也”,扒了黄庭坚的皮.黄庭坚在创作中实践他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是很刻意的.此外还有无意的情形,马克吐温有一次很幽默的演讲,叫《无意的剽窃》[2],讲他自己早年十分欣赏某人的文字,时刻玩味揣摩,笔下无意有意地模仿.多年后看到那个人的作品,第一反应却是自己被人剽窃了,直想宰了那家伙!――这心态一如中国有句机巧的古诗说的“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僧文兆语）.考虑到这种心理学中所谓的“内隐记忆”,模仿和抄袭往往是一步之差.科学社会学的泰斗默顿曾经总结：“对于科学家（和其他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总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他最喜爱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可能实际上是他已经忘记了的他以前在别的地方曾经读到或听到的什么东西的记忆痕迹.”[3]
人文学的规范本身就规训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引经据典.如钱钟书说的：“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4]我们写论文,一个见解,不引述人家的既有观点么?自己没自信,也不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引了大量的他人论述么?人家已经都说了,我还说什么?威尔逊米兹纳说：如果你抄袭一个作家,这是剽窃；如果你能博采众家,这是研究.这话听来俏皮,其中有些道理在――就是要抄很多人.
当然,完全把“抄袭和模仿”说成异名同实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不可否认,“抄袭和模仿”本在似是而非之间,当我们将“抄袭”作为打击目标时,自然要通彻地讨论“模仿”,避免误炸.这里的情形或可分为两种,前人有过比喻：有如蚂蚁搬家,人家的东西,只是搬来而已；也有如蜜蜂酿蜜,博采百家,而自立机杼,成一己之言.比喻是妙喻,但是可以用比喻之类的语言工具界分开来的,实际操作中却不那么容易明辨泾渭.区别“抄”与“不抄”,大概还在于你是否真正对你所袭用的东西“心有戚戚耶”,是否真正搞懂,真有体认.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中说过,只要“知意”,那么“可以袭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可以同文异取、同取异用,而不滞其迹者矣”,其实只要真正有体悟而非依瓢画葫芦,那么“其委屈轻重,必有不尽同者”.形式上是否像“抄袭”也许是次要的,学术能否在传承因袭效仿中,产生出不尽同于前人的新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点,才是关键.
对,重要的是有创新的见解.
“创新”与“重复发现”
然而,真正的新见又谈何容易!
《易经》中有一些简单的真理,如这一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人类历史上,不同学者思通神会的情形并不鲜见,而创新的空间实在逼仄狭小.
在自然科学中,知识是增长的,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新起点,借用牛顿的话：你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至少在同一科学范式内是这样的）.即便如此,在既定的知识背景下,科学家们在不通声息的情形下,提出大致相同的科学理论,自然科学史上并不鲜见.如微积分之于牛顿与莱布尼茨,进化论之于达尔文与华莱士.默顿称科学史上有数千个相似发现的例子,甚至还有一个令人既钦佩又苦笑的倒霉人物：二十世纪印度自学成才的数学家斯里尼瓦沙拉曼努,在全然不知以前已经有人作出发现的情况下,重新创造了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数学体系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自然科学是增长型的,而人文学科却是积累型的.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引论》开篇即说：“哲学思维并不像科学那样具有进步过程的性质.我们当然比希波克拉底这位希腊医生要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我们几乎不能说,我们比柏拉图更进了一步.”不独哲学如此,人文学科大多如此.钱钟书提到过：有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创世说就成了古董,但是“有了杜甫,并不意味着屈原的过时”[5].希尔斯在《论传统》、斯诺在《两种文化》中,都曾经论述这个道理：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增长型,而在人文学科中,至少在人文科学的一部分领域内,知识虽然增加、但并非增长.
这样,当人文学科的从业者们想有所创新的时候,就得面临如下的对阵情形：科学是历时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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