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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关系,近来研究者已不乏其人,主要是由于《吴宓日记》的出版,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其实早在1947年就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时与文》周刊第二卷第七期(1947年10月24日)发表了方兰汝的一篇文章,题为《吴雨僧与文学副刊》.也许由于相距时间太近的缘故,方文并没有以史笔来写,而是采用随笔的形式,从冰心的小说到吴宓的旧体诗再到吴宓的婚恋,一路写开去,行文似乎漫无边际,却不乏切中肯綮之言,其中有这样一句:“在廿世纪,吴还做着十八世纪的佳人才子梦,正如在民国二十二年,他还在编文言的副刊,那失败是命定了的.”方文所说的“文言副刊”指的就是《大公报文学副刊》.当金克木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吴宓时,吴宓精心地把它剪下来,粘存了.这就等于说吴宓默认了方文的评价.
方文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吴宓的感情经历和他的报刊编辑经历相提并论.吴宓几乎在接办《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同时陷入到与毛彦文的感情纠葛中,文学副刊的停刊也宣告了吴宓这段无望感情的终结.这显然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在吴宓的一生中,他对爱情的追求和办报刊的执着是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根据吴宓的日记,他的好友陈寅恪认为吴宓是个本性浪漫的人,只不过为传统所束缚,一旦传统的盖子揭开,他的浪漫天性便会呈现出来.这也是知者的月旦,可以和方文的评价相互印证.方文所拈出的这两件事正是吴宓浪漫天性最典型的体现.
在人们心目中,吴宓作为一个传道授业的大学教授,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是英国文学及翻译学.在吴宓日记没有出版前,人们可能压根都没有想到:吴宓在赴美留学前所选择的专业竟是报业.
到了美国,吴宓发现,美国的报业完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这与吴宓想象中的秉持公正、引导公众的样子相去甚远.尽管失望,但吴宓并没有放弃对报业的痴情.吴宓对报业的这份执着始终受到周围很多人的反对,陈寅恪、汤用彤等人就多次劝说吴宓不要将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办报刊上,应当多留一些时间去读书、著述.吴宓尽管认为这些劝告都是体己之言,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自己办报刊的时间.之所以如此固执,吴宓有自己的道理:“诸人之道理,宓尽通晓:然宓虽为俗事,却无一点俗心.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明知《民心》报(吴宓在美国为留美学生团体国防会编辑的机关报――引者注)之无益,然宓特藉此以自收心,而解除痛苦而已,宓但自尽心,不问其有效与否.宓之为此,并非为国,只图自身之宽慰分毫耳.”〔1〕吴宓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写日记不排除有给后人看的动机,但他在日记中所表白的都是他真实的心迹,没有其他名人日记中自我雕饰和为名者讳的现象.吴宓所说的“国家危亡荼苦”是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外国列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主权的攫取.吴宓终日和留美同学讨论如何尽力挽救国家的败局,他们甚至设想国家一旦消亡,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应当怎样处置才能使内心无疚.当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发起组织了国防会,意在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反抗外国侵略,救亡图存.吴宓参与其事,并成为国防会机关刊物《民心》周刊驻美编辑部的编辑长.
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像陈寅恪、汤用彤等人之所以能够专力向学,不稍分心,是因为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在他们的思想中,国可亡,但民族文化不可亡.有国已亡而文化未亡者,没有文化已亡而国未亡者.在国是飘摇之际,读书人更应悉心呵护民族文化的一线命脉,使不致坠落、消亡.而吴宓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时局的变化时时在煎熬着他的心,他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只有切实地做一些能够立即看得到、对国家有利的事,他的心灵才能获得慰藉.
吴宓必须要为自己“报业救国”的理想寻找一个现实的落脚点.他毕竟是一个书生,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国家衰亡的原因.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持文化守成主义的吴宓旋将国势的颓败与新文化运动相联结:“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自希腊以来,已数数见,在中国昔时亦然.”〔2〕基于这样的认识,吴宓在美国时就已立志回国办一个独立的杂志“以持正论,而辟邪说”〔3〕.我们且不论吴宓的文化观是否正确,但就其办报的使命感和执着劲儿,我们也应当向他致敬.吴宓正是因为怀抱“报业救国”的理想,所以,当他接办《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才义无返顾地表示:自己办报“不为图利,但行其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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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接办《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在他主编了五年之久的《学衡》出现难以续办的困境时开始的.在他回国之初,他的同乡、新任《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已经邀请吴宓到报社任文艺编辑,只不过吴宓当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学衡》的编辑上了,除了间或给《大公报》写些稿子之外,并没有仔细考虑张季鸾的邀请.当承印《学衡》的中华书局提出要停办《学衡》时,吴宓一方面与中华书局周旋,一方面考虑另开辟一个新的园地.
吴宓很快草拟了《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撰计划,并主动提出:只需公费办刊,自己不取薪金.这等于义务为《大公报》编稿.后经双方商定,《大公报》前三个月每月付给吴宓一百五十元钱,这其中包括有投稿人的酬金、购书邮寄等费用.这显然带有包办的性质.吴宓很难独力应付每周一期的繁重编务,于是他将当时还是学生的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请来做助手,吴宓付给每人每月薪金四十元.后来王庸也加入进来.这样一来,吴宓每月从《大公报》领得的一百五十元钱还不够支付助手每月的薪金,这还不算要付给每位作者的稿酬等其他开支.很明显,吴宓承办文学副刊的前三个月,基本上是赔钱赚忙活.三个月后,《大公报文学副刊》逐渐站稳了脚跟,报馆付给吴宓的钱在原来的基础上追加了五十元,吴宓仍将这五十元钱平均分给了四位助手.
吴宓对办报刊的痴情已如前所言,尽管吴宓的婚恋非本文论述的范围,但为表现吴宓心志起见,又有不得不言者.
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感情危机出现后,很快招致周围朋友的反对.陈寅恪认为吴宓因坠入与毛彦文的情网之中,盲目而无理性,应当严持道德,悬崖勒马.汤用彤也劝吴宓三思而后行.周光午认为如果吴宓离婚另娶,“将为新女性派人所尽情讥侮;知友如汤、柳、吕、吴诸公皆将失望而绝交”.诸师友皆从维护传统道德的角度去规劝吴宓,浦江清见吴宓倍受情感的折磨,甚至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吴宓与毛彦文先后赴美,在美为友或同居均可,每月寄生活费给陈心一,久居美国不归.吴宓对这一建议断然否定,认为:“宓之事业及志愿,如以恋爱而牺牲,则此爱将无价值,宓在中国,有其职志,未可擅离,以此与离婚较,则离婚所损为较小矣.”〔5〕吴宓所说的“事业”包括《学衡》,自然也包括《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是想爱情与事业二者兼得的.权衡再三,吴宓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声明》登在了《大公报》和《新闻报》上.
张季鸾得知吴宓离婚的消息后专门写信给吴宓.这件事在《吴宓日记》中有记载:“接读张季鸾来函,以穷秀才当拥黄面婆而自乐其乐为言,且谓宓之性情不适于现代时髦女子,角逐情场,必失败而痛苦云云,又谓即得所欢亦恐苦多乐少,不如他日与心一言归于好云云.”吴宓当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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