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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复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宓之离婚,乃求感情道理与生活行事一致,不计苦乐,不问利害.若能复合,则前此何必与心一离婚.现虽无意中人(嗣后再不令人知宓对彦之意),然拟逐渐求之.倘求得而结婚,如有不赞成者,无论何人,宓即与断绝情谊,无所顾惜.”〔6〕可以看出,吴宓的复函充满了意气之言,很不冷静.我们当然不能就此下结论,认为吴宓因此与张季鸾心生怨恨,并最终导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停刊,但吴宓从此一反常态很少去拜访张季鸾,不能不说是由此引起的.

在新旧观念交替之际,尤其是文人间,有很多性格矛盾的人,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言与行的不相统一.基于此,如果说胡适是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主义者,那么吴宓应当是一个反西化的西方主义者,这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两难心态.

《大公报文学副刊》从1928年1月2日创刊到1934年元旦终刊,共出三百一十三期.这六年间,我们无法计算吴宓付出了多少心力,甚至财力.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短命报刊泛滥一时的二三十年代,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应当算是得其天年者.

在《吴宓日记》中,1934年是一段空白,所以有关《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刊的原因,我们看不到吴宓的解释.在前引方兰汝的文章中有对这一问题的推测,即以文言办报刊,在三十年代太不合时宜了.根据吴宓对方文的态度可以推断,方文的估计是大致不差的.吴宓与张季鸾合作的基础是两人有大致相同的文化观,张季鸾尽管是文人论政的代表人物,但他给众人的印象仍是一个旧派文人.吴宓曾为刊印一个讥评新文化的论文集向张季鸾募捐,并得到了他的捐助.这也许是吴宓的一个试探,看张季鸾对新文化的态度如何.

吴宓也许没有估计到,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他为了报纸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编辑思路.实际上,张季鸾早在1923年主办《中华时报》时即让创造社的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等每月编辑半版副刊文字.由此可见,张季鸾似乎努力在新旧文化的对立之中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

《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刊的同时,另一个很有名的栏目“星期论文”创刊了.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巧合,它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全面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到来.“星期论文”的创始人是胡适,尽管他与吴宓同是留美学生,但因两人的文化观不同,使得吴宓对他有着相当的成见.第十期《文学副刊》上刊登了《胡适评注词选》,题目竟用四号大字排版,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吴宓推测是报馆想借社会名流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心中不能自平,甚至想到辞职.虽然吴宓事后发现这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出现的错误,但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吴、胡紧张的关系.

随着《大公报》的影响越来越大,胡适对这一北方大报的关注程度也更大了.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胡适的贺辞在

关于大公报相关论文范文素材一通赞扬后,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哪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矛头所指一定包括吴宓还在主编的《文学副刊》.吴宓此时正在法国,与毛彦文的马拉松似的情感正使得他时喜时忧,心无宁时,他于同年6月12日读到胡文的,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到：“阅《大公报》万号特刊,见胡适文,讥《大公报》不用白话,犹尚文言；而报中季鸾撰文,已用白话,且约胡之友撰特篇,于以见《大公报》又将为胡辈所夺.且读者评《文学副刊》,是非兼有；宓在国外,未为《文副》尽力,恐《大公报》中人,不满于宓,而《文副》将不成宓之所主持矣.”〔7〕吴宓已注意到张季鸾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他担心二人合作的基础将会崩溃.

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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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吴宓所料,《文学副刊》在1934年元旦停刊了,与此同时,《星期论文》创刊了,所登的第一篇论文是胡适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类似的观点,胡适在《新月杂志》中发表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就已提出过：“一为一切公文法令改为白话；一为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胡适这些言论多少带有一些政论的性质,颇不合乎其学者的身份.《学衡》终刊号(1933年7月第七十九期)上发表了署名易峻的文章《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主张文言与白话“不妨各行其是,各擅所长”,并指斥胡适在白话文的提倡上“直欲举白话以统一中国文字界”,“学术上运动之不足,更思假政治权力来实行专制”,可见“吾国人专制观念之未泯,而共和前途之可慨也”.这应当也算作是吴宓的声音.只不过这一声音太微弱了.如果去掉其中过激的言辞,再反观我们现行的教育思路,客观地讲,易峻的主张要比胡适的主张更为理性.

吴宓解放后很少作文,可见他终其一生反对白话.有意味的是1928年他南行访问毛彦文时,却应毛彦文之请为她主编的《每周妇女》撰写过白话论文一篇,题目为《文学与女性》,署名王志雄.

注释：

〔1〕〔2〕〔3〕〔4〕〔5〕〔6〕〔7〕《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6、115、134、447、168～242、8、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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