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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关系论文范文集,与退而不休的中国省部级农民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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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全镇7个村的公路与外面的公路对接,以此改变村里和附近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但修公路、建养老院大约共需投入660万元.唐克碧拿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几十万元.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她联系自己的老朋友、老同事到处化缘,四处奔波筹集资金.
为了节省每一分钱,唐克碧节衣缩食,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的地步：多年来,她从未买过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子；吃住在侄孙女家,每天吃的也以稀饭、红薯为主,偶尔改善一下伙食就是吃一碗面条.侄孙女的儿子几次悄悄地问妈妈：“住在我们家里的那个人真是你说的大官吗?我怎么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呀!”
如今,铺满片石的公路已经成形,“净诚安乐养老院”也已竣工.唐克碧说：“看到家乡父老脸上的笑容,我觉得值了,也对得起朱委员长了!”
（来源/《廉政望》、《家庭导报》、《重庆商报》）
陈苏厚：村主任管得着的副省长
陈苏厚很在意他的“香蕉合作社顾问”头衔.他说：“退休时,省里的一些协会想给我挂个顾问的职务,我一概推掉了,还是这个‘香蕉顾问’好,实至名归.”村主任在广播上一喊,他就乐呵呵地走出家门参加义务劳动.
2003年,海南省原副省长陈苏厚退休后回到家乡海南南宝镇松梅村,扛起锄头当了农民.这个成天乐呵呵的老头儿,称自己是“来自农民,回归农民”.他的家乡,因为有了这位“全海南级别最高的农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苏厚说他退休回乡当农民是“将功补过”.他说,几十年来“官”越当越大,但为了避嫌,他从来没有为家乡办过什么具体的事,甚至很少回乡.松梅村是省级贫困村,人均年收入只有千元左右.“家乡这么穷,真叫我坐立不安.”陈苏厚说.
陈苏厚除了在菜园里挥汗劳作,经常走家串户与乡亲们聊天.通过走访调查,陈苏厚决定从带动大家种香蕉入手,摘掉贫困帽子.于是,陈苏厚找来7户人家成立了“香蕉合作社”,自任“顾问”.接着,又“一手包办”从筹资到寻找销售渠道的工作.
当年,7户农民就收入38.4万元.第二年,“香蕉合作社”成员发展到79户.如今,全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香蕉,成了远近闻名的“香蕉村”,村民们也过上了小康日子.
陈苏厚很在意他的“香蕉合作社顾问”头衔.他说：“退休时,省里的一些协会想给我挂个顾问的职务,我一概推掉了,还是这个‘香蕉顾问’好,实至名归.”说完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
乡亲们喜欢用方言叫陈苏厚为“公囝”――“公”是指他的辈分,“囝”是对家中排行靠后者的昵称.村支书林茂青说：“公囝是我们的‘编外村官’,比我这个村支书管用.”
南宝镇党委书记王儒表示,老省长事事身体力行.2003年冬,县里组织冬修水利会战.当肩扛锄头的陈苏厚出现在工地上时,县委干部惊呆了.面对大家关切的询问,陈苏厚一如平常呵呵笑答：“村主任在广播上喊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参加会战,我当然要来啦,我也是村民呀.”说完,挽上袖子开始挖土.
“乡下穷,人穷毛病多.光是为建厕所,老省长就费了不少口舌.”王儒说,村民从来就没有用厕所的习惯,内急了,到坡上地头找个地方“方便”,然后让猪来吃了去,所以这里的猪也从来都是放养.一次外边的姑娘来村里相亲,因内急被迫到地里“方便”,可见到主人家还特地拿一根竹竿在旁边赶猪,怎么也“方便”不出来.姑娘恼羞成怒,亲事也就这样告吹了.
“现在好了,家家户户有了厕所,放养的猪也都入栏了,镇里还建起了垃圾站,每天用车到各村巡回收垃圾.”“文明”这个词儿在松梅村、在南宝镇流行起来.
陈苏厚称自己是个有“百姓情结”的人,他写文章呼吁官员要“多一点儿‘百姓情结’,少一点儿‘官本位’思想”.陈苏厚说：“古人讲‘进亦忧,退亦忧’,我现在也是百姓了,‘忧’的仍是‘三农’问题.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为党中央分忧,为家乡父老尽力.”
（来源/《西安日报》、《商务周刊》）
刘荣礼：省政法委书记当了庄稼汉
白天,刘老汉头戴草帽,扛着锹铲去地里干活；晚上,他便手摇蒲扇,有时看书,有时摆弄一些仪器,有时就和乡亲们一起唠家常等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时人笑我不享贵,六十五岁与田会.逍遥野外无拘束,清风日月随我归.”
2002年底的一个黄昏,时任咸宁市咸安区区长的王玲从外面匆匆归来,正要离开办公室,政府大院值班室的小陈说：“刚才有位老农来找过您,60多岁,黑黑的,脚穿一双解放鞋.”
王玲问道：“有什么事?”小陈回答：“没多说,大概是找您反映情况.我以为他有事上访,便对他说您下班了,让他下次再来.”
“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山村老农民呢?”王玲批评小陈说,“老人来一次不容易,快去追回来.”
不一会儿,小陈回来了,老人也回来了,王玲一看大吃一惊：“老领导,原来是您啊!”原来,“上访者”竟是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的刘荣礼.
更叫王玲吃惊的是,刘荣礼不是来视察民情的,也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更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他告诉王玲：“我在你这里种地,已有几个月了,今天是来区政府看看,报个到.”
原来,早在几个月前,刘荣礼就在咸安区官埠桥镇安了家,当起了农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张公庙村一组（俗称“大屋李”）.2002年七八月间,“大屋李”突然来了一个农民装束的老汉,提出要租用村里的土地.村里依据国家土地租用政策,和他签订了12亩地的10年租用合同.当时村里都不知道老汉的身份,老汉留下的名片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刘荣礼,高级经济师.从此,村里人就叫他“刘老汉”.
刘荣礼在“大屋李”劳作、生活了近半年,65岁的老人李梅耀是刘荣礼最早的房东.李梅耀回忆说：“他刚来时正值三伏,天很热,房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白天,刘老汉头戴草帽,扛着锹铲去地里干活；晚上,他手摇蒲扇,有时看书,有时摆弄一些仪器,有时和乡亲们一起唠家常.”
还有的村民这样评价刘荣礼：“他真是一个种地的老把式,经常穿着一双解放鞋,肩头搭着一条毛巾,自己翻田倒地,忙的时候才请村里农户帮忙,付工钱.他还从家里带来了一个小煤炉,每天就在房檐下做饭吃.忙,就一天只做一顿饭,晚上吃剩的等”
当得知“刘老汉”的真实身份后,“大屋李”村支书杨光武吃惊不小：“以前只听说官大架子大、派头大、脾气大,谁能想到他竟是一个省部级大官?”
据说,刘荣礼过去的一位老部下有次到“大屋李”去看望他,见他顶着高温在田里劳作,很是诧异,劝他别这么卖力.刘荣礼却笑着说：“我是苦中有乐呀.”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时人笑我不享贵,六十五岁与田会.逍遥野外无拘束,清风日月随我归.”
令人奇怪的是,刘荣礼并非农民出身,为何心甘情愿地当农民?在刘荣礼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他的生活方式就是退休后,为百姓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在创造过程中享受新的人生.”
刘荣礼说,在位时,就要做好一个官员应该做好的事；退下来了,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和党员,就应该找到自己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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