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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90年代以后启蒙知识分子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学者.这种学院派的学者在社会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他所擅长的也是一种经院化的研究.如果让他们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争论,不客气地说,他可能会像唐吉诃德一样.而且在针对社会问题的争论时,也很难像80年代那样有那么多的观众,有那样大的反响.这是一种令人难过也无可奈何的现象.这是时代的问题,不完全是个人造成的.所以说现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影响,更多地应该与一些商业操作区别开来.对于个别批评家或作家的言论,就不能去理睬他,否则会把自己降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如果有人认为我们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继承五四传统,有必要利用五四以来的思想资源对此进行清理和打击.这有时真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想象,很难实现.因为我们现在说话其实只有自己在听.李怡：这里有一个论断值得考虑,就是说两栖的学者以后是否越来越少?但事实上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推动当代文学研究.我举一个例子,《丛刊》近年来开辟了以前没有的“17年文学”研究专栏,这就把一个当代文学研究的话题纳入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了.还有就是今年的现代文学年会有一个议题就是“17年文学”和四五十年代文学的转换.这些研究以后向什么方向发展和怎样发展还是有待观察的,至少现代文学界有学者在推动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在高校从事现代文学教学时,我感到同现在的学生无法对话.在阐释经典作家的意义时,也要回答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而当你对学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感受一无所知的时候,无法和他对话,无法向他阐明现代经典的意义.因为我以为还是有两个趋势,一方面有学院派的学者沿着学术的轨道前进,另一方面也有思想上的交锋,不完全按古典化的道路发展,研究者不一定完全是想解决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思想问题.一个人即使从事学院化的学术研究,他选择这方面的研究,而不做另一方面的研究,这其中也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动机,肯定是与当代生存有所关联.
孟庆树：您刚才说的“17年文学”进入《丛刊》,可以看作是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扩大,但有意思的是现代文学研究把近代文学也纳入其中.可见,现代文学研究者并不是有意识地介入当代文学研究当中去.我所理解的当代文化更主要的是贴近目下的情况,而1978年之前包括文革文学应该能够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了,而当代文化还进入不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它只是处在批评视野中,还谈不上研究.那么《丛刊》把“十七年”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到学术刊物中是合理的,是自身学术品格逐步完善的明显表现.我以为对于当代文化事件作为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这一看法不是要成为我们自己研究的工作.伴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学者的倾向也是多元化的.对于现代文学学者而言,也没有必要提出一个为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都能接受的问题,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主题.就算是对当代文化有一些关注,也是一些研究者个人的问题,就研究者而言对有些问题关注得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刚才大家提到现代文学界在1989年以后提出重建学术规范,实际上在86年就有像樊骏这样的学者提出过学术规范的问题,只是在当时不为人所注意.
李春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大家刚才更多是从学术、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谈论一些问题,我对这一问题思考的角度有所不同,这与我论文的方向有关.我的论文方向是现代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我主要是从传播文化的视野去看待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我本科时学的是编辑学,与传播学有所关联,后来又在出版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工作中我感受到当代文化学术环境中非常需要从现代的视野来观照,包括传播文化有时与文学是重叠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文学发展的过程,而且是文学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是文学的载体,比如现在一些出版社面临出版集团化的问题.如果向现代文学与文化借鉴的话,会发现非常有启迪意义.现代文化包括出版文化其实就是在以集团化的方式在运作.比如说良友出版公司,其实它最初就是一个画报――《良友》画报,以画报起家,后来又有杂志,又有赵家璧主持出版了系列文学丛书.它的集团化不是像当代某些浅薄的认识就是把一些小企业结合在一起,而是说这个集团的意义是既有书又有杂志,而不仅仅是有一个行政的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学评论,在现代文学阶段其实很多人,如茅盾,做了很多很好的评论.对现代文学,今天的很多评论,茅盾其实早就说过了.但为什么评论在今天越来越趋于一种商业化的行为因此,作为研究者能够认真去做、有社会良知地去做都是有意义的、必要的.
“启蒙”的价值与问题
梁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0级博士生）：我想探讨一个具体问题：启蒙问题.这个问题现代和当代都在谈,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在现代主要是诸如国民性等问题,是评诸于文本之外的,所以当时社会问题小说极为流行.而新时期初期,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也是这一理念的延伸.但到了先锋派作家那里则演变为对文学本身的一种启蒙,主要牵涉文体的变化、小说内部生存的问题.到新生代作家,启蒙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没有启蒙,却是个人化写作,回归自身,涉及一些更具体的问题.那么启蒙何在像刘震云这样的作家曾说自己是站在平民立场上说话.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启蒙,但他放弃了某些精神立场的东西,不再像某些现代作家,如鲁迅,有一种深沉的负担,对民族的苦难有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而当代作家把启蒙由严肃转化为游戏的方式,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完全放弃启蒙的立场,这反映出当代文学一个十分微妙的现象：作家放弃了意识形态之内的东西,而站在边缘或者是貌似边缘的立场来看待政治和社会的变化,通过更民间化、更个体化的方式表现出启蒙立场.这也可算是由现代到当代文化变异的例证.可能是现代作家在1949年以后的待遇给当代作家留下了一种记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迫使他们采用一种更隐蔽的立场.另外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它更注重审美了,注重比较纯粹的艺术追求.
李怡：启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当代和现代相比,文学格局要大一些,包括作家对人生理解的丰富性和他所感知的艺术技巧的繁复性,都比现代更复杂更混乱.反过来使现代出现的一些问题显得更单纯一些.如“五四”时期提到的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其很单纯的一面在当代就变得极为复杂.
彭小燕：当代文学的复杂性可能超过现代文学,但是厚重度远远不及.不过我以为刘震云是当代作家中启蒙色彩比较浓厚的一个.他的小说对历史的颠覆和拆解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
梁鸿：但他的启蒙方式与现代作家完全不一样.他没有采用一种深沉严肃、居高临下的方式,而是通过文本化、审美化的方式来表达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颠覆.如他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和《故乡天下黄花》,完全以游戏的笔调实现一种文本的“狂乱化”.读后使人既能体会到审美的感受,也能对历史有自己的思考,颠覆人们对历史的惯性思维.这可能就是当代作家和现代作家的区别,即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不完全从社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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