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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多地从文学层面思考问题.

高俊林：启蒙问题百年来知识分子在考虑,政治家也在考虑.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启蒙,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启蒙.毛泽东也在搞启蒙,用的话语和表述方式就不一样.比如《讲话》提出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大众化问题.多年来不同启蒙者对启蒙的概念都是自说自话,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927年以前知识分子启农民的蒙,1927年之后有倒过来的趋向.而1942年《讲话》后,知识分子成了被启蒙的对象.以后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个现象值得思考.正像汪晖提出毛泽东是“反现代的现代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是“反启蒙的启蒙”呢今天,启蒙的内涵、启蒙的对象有没有搞清,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杜霞：王富仁老师在《说说我自己》中说：我是农民,我说农民时心里是很苦的,别人说农民时心里可能是有些乐的.我读到这段话时我的眼里一酸.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种情绪.我不是农民,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体验.王老师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人就是要说人话,中国人就是要说中国人的话,现代的中国人就要说现代中国人的话.而身为现代人我们该说什么农民可能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但他们会认为联产在包了,我吃饭了,我是幸福的.像启蒙一样,我们的生存境遇有问题,我要改善,然后像那种人的内趋的完善、健全去改善.我怀疑一些相对的价值体系,但有一些模糊的东西在招引着,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内在的尺度的.

李怡：启蒙是一个值得展开的话题.当代文化在世纪之交呈现出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引起反省,就是对现代性的质疑.既认为西方文化霸权传输给中国人,本来可以不接受,但是认同了这个东西,以至于对作为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基础的现代性提出质疑.这是一个当代的文化现象,它刚好可以作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联接思考的一个关键地方.事实上在刚刚提起质疑的时候,现代文学界的反应是不知所措.从90年代以后,文艺学界和当代文学界联合对现代文学的整个价值体系做出了颠覆性的判断,认为现代文学的话语系统价值标准是西方文化霸权强加给我们的,并不一定代表我们自身的追求.他们提出这些观点时整个现代文学界是沉默的,为什么呢因对他们那套术语不熟悉.他们涉及的是当代文化,而且是当代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他们通过对哈贝马斯、福柯进行横向移植.从严格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不存在所谓文艺学,都是通过对西方理论的翻译,慢慢梳理出来的.

彭小燕：打一个比方说,这就像西方的素食主义者,他们吃饱了饭,然后提供素食主义.就像王富仁老师在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的,你首先要弄清你是谁的儿子,你活在哪块土地上.在有些东西还没有真正得到的时候,你不可能说要颠覆它.

李怡：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比如郑敏关于新诗的文章,他反二元对立的思维,但他使用的又恰恰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今天质疑启蒙的言论的人,一方面认为自己可以抛开西方的话语模式,而背后对他形成强有力的启示,鼓励他这样做的,恰恰来自西方；另一方面他们并未摆脱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

彭小燕：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你认清自己需要什么,忠实于自己最日常的生活感受.否则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随便扯过西方文化的一块面纱,在面纱笼罩下开始说话,开始做事.就拿农民问题来说,我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而且中国实质上也是一个农民国家,我怀疑真正的现代人究竟有多少.就像秦晖先生所说,中国就是一个农民的社会,包括城里的农民和乡下的农民.他解释说农民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人身的依附性,如果人身的依附性没有打破,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人依旧是农民,不能自身流动,不能进行相对自身的自我事务管理.

梁鸿：这其实包含着两个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否认文化人确实对五四启蒙了,但研究者的启蒙对农民可能离得比较远.当然基本立场还是一致的,认为农民应该启蒙,这是毋需质疑的.但更应站在文化人的角度,围绕自身看到的问题,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大背景,牵涉到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在鲁迅的时代,启蒙者首先是知识的传播者,这是非常关键的,这应是一个层层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其中立场是非常关键的,而启蒙的概念没有那么关键.关键的问题,像妇女解放问题,在封建社会是提不到的,而西方文化传入后,有了这个概念,才注意这个问题,这就是启蒙.具体到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对中国人思维的一种冲击,实际上就是一种启蒙,所以说鲁迅的时代是启蒙的时代.而当代作家应该说也有启蒙的色彩.有的作家把审美与商业结合,表达的也是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可能有的作家迎合了这一方向,有的作家是逆向的.当代作家就是在迎合和逆向的双向拉力作用下展现出一种启蒙的姿态和知识分子的姿态.因此,不能因为商业化就完全否定作家对文学真正的追求.因为在当今社会,完全靠非商业化的手段,“酒好不怕巷子深”,文学很难有出路.

李怡：对启蒙这一概念首先应搞清,需要有一个界定.它肯定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最初是在18世纪的法国产生,是理性精神的代表,强调以人本位取代神本位.而引入中国后,可能发生了变异,我们在讨论时应该辨析清楚.

彭小燕：我关注的是作为理性精神的启蒙在引入中国后,有没有内化成我们内在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借助西方的精神资源我们认识到以前我们是为君、为父而存在的,而现代“人”应为“人”而存在,为生命自谋发展.

杜霞：我以为新时期的启蒙和“五四”的启蒙其实是不一样的,“五四”时期可能更深刻一些.而新时期文学,“伤痕”也好,“反思”也好,意识形态性、政治文化性的特征非常明显.起点与“五四”不一样.

张恩秀：我感觉今天提到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对二者太隔断化了,有些割裂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有一贯性的,不能把二者过于对立.如果把“五四”时代的文学过于经典化,来反现当代文学,有些勉强.另外关于启蒙问题,我们韩国文学在中国“五四”的同时也进入了开化期,引进了西方文化.而相比中国的启蒙太中国化了,过于政治化了,与西方的、与韩国的启蒙相比照有很大不同,中国色彩太强烈了.

农民、知识分子与民粹主义

梁鸿：我在接触一些当代作家时,他们往往说自己是农民.我说你们不是知识分子吗他们认为当代知识分子说的废话最多,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但对于现代作家,我们不能否认鲁迅、巴金是知识分子.但当代作家不愿意称自己为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好像知识分子是非常学院化的、固化的,是离开了现代文学语境,在一个封闭的小园子里做学问的这样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点贬低化.这好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不好的名称了.这意味着什么

李怡：这不一定是贬低.因为实际上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自己不创作,专门评论别人的,而且发明了好多概念.而另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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