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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的人混在一起,也就没有这种感觉.可一回来,一下子面对成千上万一样的人种,跟兵马俑一样同一个表情、同一个模样,我就会很容易认同自己,并深感到一种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就是生活起来大家可以互相关照,互相理解,很舒服,很祥和.当然,也有不好之处,就是再去同西方沟通、再去交流的话就会出现很多异同.

那么这种文化的异同的麻烦在哪里呢?在于对一件事情出现不同的判断,中国是一种判断,西方是另一种判断.我举个例子,比如“9.11”.英国人在那一瞬间,简直不相信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些政治家在报纸上的位置几乎不存在了,媒体到处去采访作家,让作家在关键时候出来说话,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该怎么看这个事,美国到底怎么了?作家平时都是些“小人物”,人们都在骂他们,太严肃了什么的等等；但无论怎样,在关键时刻,他们代表了一种东西.在西方文化中,作家有着一种非常严肃的地位,我指的是关键的时候,虽然他们并不能代表一种主流,但人们却从人格上信任他们,在道德意识上也相信他们,且不管他们个人的写作怎样.那么,这就出现了某种“文化认同”.在中国,艺术家是否是这样的?出现了“9.11”这样的事情,我们能相信文学家吗?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该怎么看待“9.11”这个人类大事件我想他们做不出来.所以,这就构成了文化思想的认同出现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中国,就是指这些作家他们是否意识到在自己的背后,应当有一种职业道德的自觉意识.在中国,我就经常发现有些作家自我精神夸大,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自我感觉很好的作家.这些感觉很好的作家,我很难看到他们流露出一种思想状态,这跟西方的作家是不同的.

现在有些人写一些橘子怎么吃、养狗基本法等等就成了作家.作家还有两种：其一是小说家,苏童是典型的小说家,他比较典型的是写小说；还有一种叫文学家,他们应该更接近思想,更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境遇关系.就像最近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提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颁布“文学奖”有什么意义?委员会发布结果：文学就是见证,就是见证你个人,见证社会,见证你活着的状态.

周舵：我先说说马建提到的“华侨意识”.我觉得,马建对华侨还是缺乏一定的理解.华侨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过去这些人太穷,被卖到西方做苦力然后才留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完全被西方主流社会排斥的生活环境下,不是说主动要选择一种跟其他人隔绝的环境,而是那边从根本上排斥他们,再加上自己又确实没有什么能力,所以也就无法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这种情形直到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改变.可这时,不断又有这样的新的移民出现,仍然以去卖苦力为生.所以华侨的社会底层状态就形成了,它似乎永远只能是这样一种状态.一定要到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才会有机会进入到西方的主流社会中去.我这样说,是要说明一个“文人”和“学者”之间的差别：文人是很容易做出草率判断的；而学者不一样,他要经过研究才能做出判断.

我在俄国,访问过一个俄国作家叫瓦列金,采访时他已经八十七岁了.此前他曾获过4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他突然放弃了写作,趁着前苏联克格勃档案公开的时机,去大量寻找死亡者名单,连续做了10年,出了4本大的书籍.我觉得这种精神就令人敬畏.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太缺乏这样一种从“一”做起的精神了,有一种可怕的功利倾向,殊不知从“工匠”上升到“大师”,永远是有距离的.

周勤：中国的许多作家如果给予他一个什么奖,他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为这些奖他们争来争去,打破了头.其实内心都很肮脏,就跟一个卖菜的在讨好市场管理员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写作只是一种生存手段,没有什么终极意义,对于社会他们的内心没有责任感可言.社会良知和责任感是什么?就是坚持不妥协,有具备道德勇气,你才有说话的余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的独立性不断增强,艺术家作展览,作家自由写作,这些东西慢慢扩大会形成良性循环；而陷在对同行的批判中,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只会造成一种"卖烂石灰的,看不惯卖面的"的肮脏的怪圈.

陈晓明：我想相当多的作家,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莫言、王安忆,我觉得都是一种个人选择.选择就要有责任,就要有义务.他选择了获“文学奖”,他也得承担他的责任,获奖也是一种承担责任.

余杰：在一些小的地方,有些简单的想法,我想谈一下：

“流浪”的生存状态跟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我看到你在英国获奖的报道,我不太喜欢.我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旅行"这个词我不是很喜欢.近年来,中国本土流行的“旅行文学”已经把这个词毒化了,比如说余秋雨就是那种“迁徙真理”,跟着强大的电视阵容,有很雄厚的资金,走到哪里都有高级官员接待,住到酒店里面.在中国,“旅行文学”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很容易引起误解.直到我看了你的书以后,才知道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种真正的流浪、漂泊的写作方式,在现在的中国是否合适?

也想谈谈华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华侨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海归派”（都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词语了）.其中有我的很多同龄人、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他们在今天的中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部分是在90年代初出国留学、获得学位的,然后回来,一般出自北大、清华,回来后多数人是办一些高科技的企业,从事商业活动.他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我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他们有在西方求学、生存的经历,会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这些观念带入中国,但是我跟他们的一些观点恰恰相反.他们对中国文化似乎没有任何的体味,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就像一台电脑.他们回来以后,对中国的现状感觉非常满意.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网络公司的总裁.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在国外赚的几十万美元,在国内几年之内就变成上亿的钱（人民币）.他感觉生活在北京和生活在纽约、巴黎没有任何的差别.由于他是生活在很高级的公寓里,他能看到任何电视频道,《纽约时报》他也能够看到,就连巴黎的时装他都几乎可以同步买到.他觉得不存在任何的“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的压抑.他没有走出过北京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到过任何一个乡村去看看.我原以为这样一群“海归派”会对中国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现在我非常失望.

马建：余杰提的问题,我想请周舵来回答,然后我再作补充吧.周舵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

周舵：首先声明,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笑）但我倒是有兴趣回答余杰提及的问题.还是先从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开始吧.刚才余杰讲到马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