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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相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文学中的“精神原乡”对当代生态文学圈建设的意义相关毕业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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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文化传统作为现今的弱势文化群体的一员也面临着这样的发展威胁.而中华文化这一弱势文化中的这一个个民族文化又成了弱势中的弱势,正在面临着被这个主流文化、官方文化挤压的更大的发展危机.所以,我们需要确立民族文化自信,敢于并乐于倡导“民族话语”,以争取并维护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生态平等地位,建立起“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圈,实现民族精神、文化种群间的和谐共存、对话交流.在文学创作中,民歌、民俗、民族语言等特殊的文化因子的存在,代表着一种争取文化生态平衡的追求.民歌是最能体现民族语言的“本土”特色的因子,我们可以从民歌中辨认出这一地域、民族不同于其他地域、民族的那种文化味道.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民歌: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等民歌用最浓郁地道的荆楚方言叙述宦子塌人的生活习俗,地方色彩十分突出,也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表达醇厚的楚地风韵和文化特色.又如迟子建的《天火》中巫师多吉在烧荒前深深拜颂的歌声:让风吹向树神厌弃的荆棘和灌木丛,让树神的乔木永远挺立,山神！溪水神！让烧荒后的来年牧草丰饶！等歌中颂扬自然,祈祷神佑的内涵,正是鄂温克人“天人合一”、以巫性思维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民族文化观念的写照.
民族语言作为辨识民族身份更为突出的一个标志,在文学创作中也成为作家们凸显民族文化特点的重要依据.阿来和迟子建的小说创作,都有一种依托民族语言的自觉.在迟子建写“文革”的《天火》中,穿行于两种语言间的大喇嘛对大火当前花样翻新的批斗会发表意见,就用对方不懂的藏语嘲弄了妄自尊大、一无所知的汉地领导,表现了“不懂民族的语言就不可能懂民族的文化”的寓意,形象地解释了独特的民族的语言寓含着独特民族文化这一认识.何申的《二贵摔跤》里民族小调也充分展示着民族语言脆生悠扬的魅力:
锯盆锯碗锯大缸,小盆小碗不漏汤.棒子饽饽熬小鱼儿,怎么吃来怎么香.你一盆,我一碗儿,不给小小留一点儿.小小回家就生气,拿着笤帚就扫地,一扫扫到酸枣地,枣刺儿扎了小小手儿,看你生气不生气.
小调嘎蹦的话语,明快的节奏,押韵的声调,清脆的质感,正是西北地区民族语言特色及其蕴涵的民族文化韵味的形式化.巴赫金将这种文学中的民歌称为“镶嵌体裁”,并称“所有这些嵌进小说的体裁,都给小说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因之就分解了小说的语言统一,重新深化了小说语言的杂语性.”②小说中的民歌因其不可替代的民族语言特色而获得了它在小说和在民族文化中的特别地位.
民俗仪式也是文学中“精神返乡”的重要形式之一.民俗以其展现民族原生态生活最突出的画面感,指认出人对自然的虔敬、对精神神性的归依,即民俗也成为了“精神原乡”的又一构成要素.与20世纪上半叶小说描写民俗主要是为了启蒙不同,当代小说对民俗的还原与复现,更主要的是为了对现代化进程中个性的日常生活日趋雷同的状态加以预警,使现代性同化中的文化得以保持民族的特性和个性.在现代语境中桀骜独行的传统民俗,是在野的、非现代的文化形态,也是现代社会无法复制的原生态文化因子.它可以让人们从强势文化整一化、自动化了的麻木状态中警醒,重新获得新鲜如初的文化体验,从而享受到回归原生态精神之乡的快乐.同时,文学中的民俗描写,也因其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自在形态,屹立于当今文化圈中,以争取其独立的文学生态地位.这可从张承志的《心灵史》中叙述中国西部伊斯兰教民为道祖的拱北光复而作的尔麦里(祈念仪式)做分析:
远处的老人们穿着褶缝清晰的干净衣服来了,我进水房洗了大净,远处的女人们抱着孩子来了,我戴上了雪白的六角帽,远处的青壮年赶着系彩绸的牛羊来了,我进了殿等庄严而悲怆的《大赞》念起来了等这是我们选择了的、净口之后才能念出的神语.这是我们向着伟大的存在倾诉的爱情等这是烈士在流血瞬间祈求来的安慰等这是你再也不能找到的美.
这样的民俗仪式中蕴着丰富的精神魅力和情感财富,负荷着伊斯兰教义中人生两世吉祥的生命观,潜藏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信仰追求、情感祈求和奋斗历程,是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独特存在形式,也是民族的“精神原乡”.它是不可为其它民族文化或强势文化同化和取代的文化特型,所以它应当在全球文化生态圈中占有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地位.其它诸如阿来《随风飘散》中兔子的火葬,《天火》中多吉烧荒时的颂歌和跪拜、江村贡布为多吉举行的葬仪,迟子建《额》中为猎物举行的风葬、萨满唱神歌,等等,都展现出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这种文化形式是不可为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所取代的.这些存在于文学中的独特文化形态,使文学拥有了民族文化的特性,给读者输入了一种不可置换的文化标记信息,让他们认识到特有文化形式在全球化语境和主流文化强势影响下的唯一性地位.
正是因为民歌、民俗和民族语言等显示民族文化特性的“精神原乡”标举出了民族文化在强势文化环境中的不可取代和不可同化的文化生态地位,使得当代文学的发展成为文化生态建设的一块实验田,形象地展演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生存状态,构建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生态平衡圈.这一生态平衡圈建设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R.M.基辛所言:“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一旦去除了文化间的差异,出现了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虽然若干政治整合的问题得以解决就可能会剥夺了人类一切智慧与理想的源泉,以及充满了歧义选择的各种可能性.”“去除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持续的意想不到的代价”③.所以,文学中的民歌、民俗和民族语言特色所暗合着的争取民族文化生存地位的文化生态建设意识和行动,是有其重要的文化生态学价值的.
注释:
①[意]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0页.
②[俄]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③转引自张韧:《新时期文学现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黄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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