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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69;的东西,却仍是抒情的成分很大,似乎是当时由于他的寂寞之感作用于他吧,使他没堕入浅薄的说教的典型里.”B13作为“五四”青年,李长之从情感上和思想上是亲近鲁迅的战斗精神的,但从他的文学观出发,对鲁迅的战斗精神又有了保守的评价.二
京派的文学思想被总结为人生艺术论,这个理论追求文学终极的人文关怀,抽象地看待文学之于人生的精神提升和生命超越的意义,追求文学的永恒价值.
对于沈从文来说,创作是对现实人生羁绊的超越和逃离,写作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永生的欲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经历独特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真切的体验,洞察人类的悲剧性处境:“我们人类知识达到某种程度时,能够稍稍离开日常生活中的哀乐得失而单独构想,就必然会觉得生命受自然限制,生活受社会限制,理想受肉体限制.”B14死亡、生活习惯、人与人的纠缠、本能的欲望等构筑起人生无法逃避的藩篱.美的艺术承载了救赎的使命.汪晖说过“美之于沈从文,不只是艺术的技巧,不只是自然的属性,而是整个社会存在的根基,是一种人生观和宇宙观.他认为只有在艺术中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B15.
尽管沈从文对于像胡也频、丁玲这样真诚严肃地探索革命文学道路的作家仍然抱有相当的尊敬,尽管他也呼吁“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等”B16但他要追寻的真文学的意义更在于用真善美的理想之光“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他所期待的新文学家应该是“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去.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等”B17沈从文不讳言自己的创作就是要打造爱与美的希腊小庙,文学用爱与美的信仰光照现实、改善人生面貌,文学也正是在于现实的超越中体现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在沈从文眼中,文学与他意欲建构的爱与美的宗教存在同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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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沈从文还是李长之都力图在文学中寻找人类的终极意义,具有浪漫的理想精神.不过李长之文学思想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提出了“感情的型”这一命题,并将之作为文学最本质的内核,作为文学作品的最高和最终目的.何谓“感情的型”他首先解释为“作品中把层层外在的因素提炼过后的一点核心,换言之,是指表现在作品里的作者之人格的本质”B18,“感情的型”是超越了一切物质条件、技巧及作者的时代、所属的阶级甚至是“抽取了对象,又可填入任何对象”的纯粹的感情.他高度概括出人类两种最基本的感情形式:“失望”与“憧憬”.受到德国的生命哲学的影响,他从人类生存的两端性寻找人类对自我生命的期许.生命面对着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的对立,面对有限、死亡,人类失望,无限的存在、对生命永恒的追求激发人的不满足感,又激发人对希望的憧憬,所以,失望和憧憬是人类心灵土壤上的两个基本元素,体现了人类精神的两极性.成功的创作就是在这两极情感之间衍生出丰富的情感形态和生命感悟.所以李长之的“感情的型”是在一层层剥离掉现实、时代、物质因素之后,指涉人类的精神处境、生命感悟的美学范畴.李长之的“感情的型”还是作家独特的生命感悟与情感体验,但它又是“人类共同体共拥有的形上关怀与永恒情思”B19.从这一充满了人文精神的文学本体论出发,李长之肯定鲁迅的“孤独,寂寞,悲哀,痛苦与鲁迅深广的人道主义感情成了同实异名的东西”B20,即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肯定鲁迅的生命体验及其产生的丰富的情感.在左翼批评视野中,鲁迅的痛苦与寂寞是作为局限被论及的,李长之充分肯定了这类情感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但是从“感情的型”这个终极标准出发,他认为鲁迅终究未能达到对“人类共同体共拥有的形上关怀与永恒情思”的表达,因为作为战士的鲁迅无法做出剥离现实因素的纯哲学的追问.所以,李长之对于鲁迅的最终定论是:“诗人的鲁迅,是有他的永久的价值的,战士的鲁迅,也有他的时代的价值！”B21
三
中国新文学在其孕育之初,就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足于启蒙而建构的发扬传统政治教化功能的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依托文学的审美性来实现对生命悲剧超越的文学本体观,随着“文学与时代、现实的关系”的逐渐深化,这两种文学观从分野走向对立,必然形成艺术与政治的二元批评思维.李长之和沈从文的鲁迅观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语境的折射.1930年代沈从文和李长之提出“纯文学”的概念回应了当年的王国维.李长之曾经区分了两种作品:“文学与纯文艺”,文学“可以受时代所重,可以受历史处理”,是“时代的意识之沉淀物”,纯文艺“可以超出时代,可以抗拒历史的束缚”B22,由时代而探求到了人类生存本身.为了实现他们心中理想的永恒的文学梦,二人多次谈到文学(家)要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从容,他们的主张与京派美学家朱光潜反复阐述的美学命题审美距离说相呼应,表现了京派从情感的、审美的文学本体立场尽力维护文学独立性的执着.这就是李长之所说的文学的“无用之用”.“无用之用,就是和实生活有一种距离的意思,这确乎是一切艺术的审美的性质和审美的价值的所在”B23.因此在他们眼中,鲁迅的局限性乃至整个左翼文学症结所在都是缺乏对现实的从容.
京派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形而上的层面阐释了文学之于人的精神家园的全部意义,这是京派在当今这个充分物质化的时代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对此鲁迅并不是全然反对.比如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著名的论断:在风沙扑面、豺狼遍野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幽默而是匕首、投枪.我们理解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核心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彻底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以引起疗救的启蒙目的直逼人生的苦痛.对此,李长之理解为“鲁迅生活上的余裕太少,至少是心理的感觉上,所以纯艺术的作品不很多”B24.其实“余裕”是一种选择,如同周作人,但鲁迅没有这样选择,性格使然,也是思想使然.对于具有彻底怀疑精神的鲁迅来说,单纯的人文信仰、审美感召是无力的,文学不是人类精神的栖居地,而是他永不停歇的探索、思考的手段.李长之虽敏锐地指出“我觉得鲁迅在思想方面的真价值却即在劝人‘走’”B25,却又让人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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