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翻译方面论文范文文献,与价值学视阈下的文学翻译批评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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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多学者认为,珍妮和茅国权翻译的《围城》有过于严重的异化倾向,十分不成功.但笔者以翻译批评学和价值学为理论框架,从译本产生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译本对美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出发,指出《围城》茅译本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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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翻译批评学;价值学;文学翻译;围城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译界对翻译批评的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翻译学的学科结构所提出的要求.翻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创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而翻译批评学就不同了,它是对包括翻译批评活动在内的翻译活动本身为客体对象的理论思考,是对翻译活动及翻译批评活动的本质、内在联系与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的总体性和整体性的探讨,并为翻译批评活动提供一般性的准则的理论活动.它的客体已脱离了具体译文文本或翻译现象,而是对翻译这种人类活动对人的生存意义与社会发展的价值进行评价并做出引导的活动,因此其理论依据已不再是翻译理论了.(吕俊,2006:52)对此,国内以吕俊、侯向群为代表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价值哲学与翻译批评学》、《翻译批评的危机与翻译批评学的孕育》等等,对翻译批评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本文将以他们的理论为框架,以钱钟书先生的著名小说《围城》为例,探讨文学翻译批评的新出路.
二、翻译批评学与价值学
长久以来,国内外一些有代表性的翻译标准几乎都是把原文文本作为理想的标准,这样的,例如泰特勒的有名的“翻译三原则”,奈达的“从意义的对等到风格的对等”,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皆概莫能外.这种客观主义的标准之哲学基础是认识论中的真理符合论,实际上是犯了把观念客体当成实存客体的错误.因为任何文本都只是观念性客体,而不是实存性客体.所以我们以往的翻译批评基本上属于实践性的,而不是翻译批评学的那种理论性的.
吕俊教授认为,翻译活动是人类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既是一种事实存在,又是一种价值存在.翻译活动要实现其社会价值,它必须遵循自身的规律性,合规律是为了合目的,即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翻译批评学正是运用评价理论对翻译活动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关系的揭示与认识.(吕俊,2006:55)翻译批评学同任何元批评一样,是一种评价理论.评价理论属于价值学的范畴,它的哲学基础是价值哲学.所以翻译批评学的哲学基础也应是价值哲学.价值哲学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哲学理论,它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以及如何满足需要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以及个人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的.价值哲学认为,价值是一种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客体满足了主体需要时,客体就对主体有价值,如果客体不能满足主体需要,它就没有价值,如果客体损害了主体的需要,它就有负价值,如果客体暂时不能满足主体需要,但在未来可能会满足,那它就有潜在价值.所以要凭借人们对客体的认识,揭示客体的本质与内在规律,并进一步揭示客体对人的意义与价值,即看它是否能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价值论的评价基本原则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是翻译批评的明确的方向,也是翻译理论的发展的道路.
三、价值学视阈下的《围城》英译本
钱钟书先生《围城》一书,由美国作家兼翻译家珍尼凯利(JeanneKelly)译出初稿,再经美籍学者茅国权(NathanK.Mao)校阅、润饰、作序、附注,然后由印第安纳大学于1979年出版,一时反应甚为热烈.乔纳森斯本斯在《纽约书刊评论》上发表文章说,这部作品将会立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弗兰西斯兰德尔则称《围城》(英译本)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它深奥微妙,发人深省,显示了作者的才能(陆文虎,1989:403).
但也有人对译文不满,并将其中的毛病缺陷逐一罗列,大肆批判.如胡定邦,他在1982年《围城》的书评中毫不客气的指出,珍尼凯利和茅国权合译的《围城》具有浓重翻译腔,成语的翻译多是费解的直译,没有作文化的调整;特定的俏皮话、文学引喻也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或是不译.(张泉,1991:165)1995年香港孙艺风先生,在《中国翻译》上也撰文指出《围城》茅译本的一些问题,诸如误译、遣词不当,语法、文体毛病,以及汉语式倾向等等(孙艺风,1995:32).据此,有人就认为珍妮和毛国权的《围城》译本翻译有过于严重的异化倾向,十分不成功,没有展现出原文的艺术特色,有人还断言:“想一想《围城》原书,想一想作者钱钟书,再想一想手头的英译本,这样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只有钱钟书本人才能充当他作品的译者.”(夏志清,2005:374)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珍妮和毛国权的《围城》译本呢
1.《围城》茅译本是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展的产物
《围城》茅译本的出现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珍妮和茅国权个人的决定的产物.首先,《围城》的英译受到了美国钱学研究的触发和影响,在其问世前,《围城》汉语版本已经在美国学术界有一定的声誉了.最早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钱钟书作品的是美籍学者夏志清.196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围城》汉语文本做专章介绍,是海外研究《围城》的发轫之作.夏氏高度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等”(夏志清,2005:380)夏氏一家之言是否切中肯綮,值得商榷.但是夏氏对文本的评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70年代末期,美国重新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钱钟书的论著.1976―1977年,美国发表了四篇研究《围城》的博士论文,可分两类:一类是从语言――文学角度研究接受的论文――《从语言和文学观念研究钱钟书的〈围城〉、〈人兽鬼〉及〈写在人生边上〉》(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系博士论文)和胡定邦的《从语言―文学角度探讨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另一类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接受的论文――《论钱钟书〈围城〉中的中国小说传统之阐释》(史丹福大学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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