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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文学类论文例文,与文学的冲突和冲突的文学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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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国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说:“文学的历史,是指残留到现在的几本书.文学的现实,是许多书,由书组成的滚滚流淌的河流.为了有历史,必须有现实等法兰西悲剧留下了什么高乃依和拉辛.但是为了能使高乃依和拉辛得以存在,悲剧体裁必须是有生命力的体裁,必须有几百个悲剧被创作出来等此外,还需要有一种每日的批评伴随着文学每日的生命.”“如果不是由很快就默默无闻的成千上万个作家来维持文学的生命的话,便根本不会有文学了,换句话说,便根本不会有大作家了.”
蒂博代的意思是说,正是大量的创作者、文学爱好者的存在,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基座,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优秀作品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这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我觉着,这个文学生态还有一层潜台词,这就是,当许多作家的创作生命力走向衰败的时候,走向死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的新人脱颖而出.
所谓高手在民间,所谓英雄不问来处.
这个民间这个来处,当然也包括我们安康学院在座的一群.你不用怀疑,我丝毫不怀疑.不必自卑,你有这个资质,你要有这个志向和雄心.真的,每一届学生里必然生长着才华、志向,必然卧虎藏龙.他或许就是你.
如果你在学生时代还不飞扬你的想象,追求你的爱情,培养你的善良和正直,尤其是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抗.那么,走入社会,这个机会就不多了.大学培养不培养作家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第一,这是一个没有写进教科书的,但却是在当代文学的进程中广泛流布的,有着浓重思潮背景的问题.第二,这是一个伪问题,或者是一个应该修正或清理的问题.
笼统地说,大学的功能不是培养作家的,这是对的,依据大学的功能和性质,这是对的,是常识.
但是,这一常识在文坛,在当代文学的话语中广泛流布并且根深蒂固,并且成了评估文学结构形态、文学生长的主要参照,却是折射出了许多深层的历史背景、观念背景.在文学圈子里,持这一说法的所例举的典型个案是,高尔基、高正宝、浩然、刘绍棠等作家都没有上过大学,不也成了作家吗
它的背后有着比较浓重的社会变迁之后缺少对文化的敬畏特定时代文艺思潮的背景.
中国有一茬作家,曾经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创作的主体,这批人是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可以猜想,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的道路设计、人生理想未必是当作家,但是,当历史条件堵塞了他的大学梦的时候,当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当连绵不断的社会运动向他关上大学之门的时候,恰恰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热、文学热给予了他寻找新的身份认同、改变身份命运的条件和机遇,这一茬作家的成长和现身经验,是所谓大学不培养作家或者将大学和文学、作家两个具有文化思想含义的概念割裂、对立的主要土壤.
但是,我们都学现代文学史,我们回溯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从大学走出来的作家,或者说从大学里出出进进的作家太多了,用过去的观念说左翼的、用现在的观念说主流的鲁、郭、茅、巴、老、曹,用过去的观念说右翼的、用现在的观念说,边缘的或者叫被遮蔽的,但却是同样有着文学含金量的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汪曾祺,等等,这方面,有心的同学可以统计一下,很多很多.你也可以说是社会风云动荡成就了他们,但是,你不能排除大学对他们的滋养、浸润.所以,我在想,大学出不出作家,这个问题,也许是曾经的社会体制、教育体制的误导.
所以,对作家来说,对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你曾经有没有条件(主观的和客观的)上大学的问题,而不是你应该不应该上大学的问题.以陈忠实为例,陈忠实可以说是那一茬作家的典型代表,他因为六十年代初特殊的社会形势(分数够了,但因为国家压缩招生)没能走进大学校门,后来,曾经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描述过“陷入无边的彷徨苦闷中”的心境.
2006年《小说评论》上有篇文章,叫做《重构中国文学的版图》,文章从受教育的程度这个维度上分析了中国文学的作者构成,我原文照读:
“在1978―1988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奖获奖的作者中,在1999年前,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两者相加共300多人次)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包括正规的大学本科、鲁迅文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以及北大、武大两大作家班)约占获奖作家总人数的80%.而从1999年开始,中国小说学会办了一个小说年度排行榜,从1999年至2006年,上这个榜的作者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又有所提高,约占上榜作家总人数的94%.其中六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全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其中,有一部分还是硕士、博士.”
所以说,大学培养不培养作家虽然是个伪问题,但仍有潜在的思想背景、体制背景,应该清理这样的问题.
当然,关于大学和文学的关系的解读,还要看人们对精神营养的理解的深广度.
我怎样解读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
主要提供两个背景:一个思潮背景,一个身份背景.
梳理一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在四十年代,也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比如吴宓,比如钱锺书,比如沈从文,比如汪曾祺,汪那时候还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另一个文化中心则在延安.在延安,也聚集了一批投身革命,救亡图存、向往光明、寻求自由民主之路的知识分子,比如说贺敬之、艾青、丁玲,陕西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等.
1949年后,西南联大这一脉被打压.在中国文学的体制内、思想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延安这一脉,这一脉成就了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也成就了新时期起家的一大批作家.当然,它也是我们陕西作家的主要思想资源.
所以,中国新时期文学,尤其我们陕西文学,发端于一个相对单一的贫瘠的资源上,发端于一个相对功利的狭窄的视野中,文学资源的拓展丰富、作家的成长,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许多作家的创作起点要比现在的作家低得多,而且,他们都经历了“文革”时期,时代不允许他们先知先觉.有没有先知先觉者有,但整体不可能.自身的身份、视野和环境限定了他们的创作必得走过一段亦步亦趋的道路,深化文学认识、拧干水分,这样一个过程,用陈忠实的话叫做剥离的过程.
这是我从思想资源上的一个勾勒,当然,后来就像河流一样,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就变得开阔了起来,宽阔了起来,汹涌了起来.
现在讲我另一个判断.西方有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马斯洛在《人的价值和潜能》一书中讲道,人的需要是层梯性的,这个层梯是按生理需求、安全需要、从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递进的,每个人都沿着层梯需要向上攀登,在满足了某个层次中的代表性需要之后,他才可能向下一个更高的需求层次前进.
可以用这样的理论作参照解读新时期一批作家的心理动机.中国新时期起家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动机和目标并不纯粹,甚至世俗的功利的目标要远远大于精神的目标.我们检索他们的履历,会发现他们大部分人的原始身份都是农民、工人、乡村教师,或者文化馆的干部.这一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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