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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书局方面论文范本,与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出版成就相关毕业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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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1886～1941年）,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始人.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由他创办的中华书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在我国出版战线是一面旗帜,特别是在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出版这方面,是最主要的一个出版机构.在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以陆费逵为首的中华书局在当时取得了巨大成就,陆续出版《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至今都颇有影响的书籍；并编辑出版了《大中华》、《新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故事》等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从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58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重要古籍、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1000多家分销处,还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
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并海外发展.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大型综合出版企业之一.
一陆费逵的出版成就
1.1陆费逵的教科书出版
1905年,清朝宣布停止科举,新式教育得以大发展,但这只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过渡而不是现代教育的起点.即便如此,新式教育的大发展,1906年至1907年,全国新式学堂的在校学生由5.4万人猛增到165万人,让商务赚足了钱.当年商务印书馆获净利是资本额的73%.当股息发给股东后轰动了上海滩.[1]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华书局成立了.
中华书局成立时,商务印书馆已有了十多年的发展史,此时商务的资本金是75万元,而中华的资本金只有2.5万元,仅为商务的1/30.但中华硬是将教材这一大蛋糕切了一大块下来,做到了和商务平分秋色,原因在于陆费逵抓住了机遇.
1911年8月以前,武昌起义尚未爆发,但革命空气已笼罩全国,商务照例开业务会讨论印制明年课本的事情,是印《大清国民读本》还是别的什么?如仍印《大清国民读本》,一旦时局有变,非但损失不轻,重编重印亦来不及.如改编太早,不但同样要冒销售风险,假如革命不成功,所编新书不但不能发行,而且还有杀头封门的危险.一向在政治上保守的商务,便采取了仍出版旧课本的做法.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独立,上海光复,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不能用,不但损失浩大,又于手忙脚乱中丢掉了大块市场,而且这市场一丢就再也没有抢回来.而在此时,陆费逵已暗中与同事戴克敦,文明书局的陈寅及另一位知名人物沈知方等计议策划,筹措资金,并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准备自行建立新的出版机构.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华书局也宣告成立.很快,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小学各个年级各门课本44种称为《中华教科书》一套,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次年出齐,几乎独占了当时的新式教科书市场.
由于《中华教科书》及时反映了政治形势,配合了共和政体的需要,贯穿了陆费逵思考多年的教科书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一出版即大获成功,当年营业额即达20多万元.中华书局立即扩大再生产.次年,据在各省市召开的图书审查会上的统计,在被采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中,《中华教科书》的销量占第一位的地区有北平、直隶、奉天、山东、湖南、河南、陕西等,占第二位的有贵州、山西、四川等.中华书局由一家不知名的企业迅速崛起.
据陆费逵自己回忆说,“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如是,然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划也.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2]
从1913年到1937年,中华书局的教科书不断修订重编.先后出版了《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11套中小学、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教科书.1932年开始,还出版了4套专供东南亚国家华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伴随着中小学及各类学校教科书的出版,中华书局还为教师出版了一套各科教学法的书和其他教学参考书,后又出版了“小学各科副课本”.这套副课本分初、中、高三级各100册共300册.中华书局除了编辑教科书外,还出版了各种类型的丛书尤其是作为课外读物和参考书的英语类丛书.1913年,中华书局的年营业额达到40多万元.到1917年上半年,中华书局营业额超过100万元.[3]
1.2陆费逵的古籍与社科类图书出版
奉行“开启民智”为宗旨的陆费逵和他的中华书局,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中华书局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并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颇有影响的书籍,编辑出版了《大中华》、《新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故事》等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
从建局到1949年,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其中各类教科书400余种,重要古籍800多种,社会科学书近2000种,自然科学650多种,文学艺术1000种,少儿读物800多种,另有20多种杂志.
二陆费逵的同业竞争策略
2.1选题策划注重学习借鉴,吸收同行成功经验
陆费逵勇于开拓创新,善抓时机,所出之书颇合时势.中华书局一创立就很快在教科书出版上比商务印书馆占领先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华书局也很快适时推出《中华教科书》.由于“体例一新,风行颇广”,几乎独占了当时的教材市场,“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
同时,采取“跟踪超越”策略,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出新.在当时出版界中,商务印书馆的市场地位很高,根深蒂固,所出图书声誉甚佳.中华书局要想分得一杯羹,并非很容易的事.所以,一旦商务印书馆有好的选题策划,中华书局马上跟进,不让商务印书馆专美于前,以致商务印书馆的许多出版物均能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目录中找到其相对应的书刊.如下表的举例比较：
但中华书局的跟进不是简单的模仿跟风,这可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几部较有代表性的图书上看出来.如商务印书馆存1920年出版了《四部丛刊》,销售状况良好,陆费逵见此,也作出决定,采用现代出版技术刊行《四部备要》.但是,两书在选目和出版手段上有很大不同,各自显示的学术意义和收藏价值也有很大差别.
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讲究版本,不是宋元时期的旧注,不轻意使用；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则注重实用,充分选收清代学者经过校勘、考证的注疏本.在出版手段上,《四部丛刊》使用影印技术；而《四部备要》则利用聚珍仿宋版活字排印.因此,《四部丛刊》虽比《四部备要》早出两年,但由于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在形式上各有千秋,后者的市场销路并没有受到前者太大影响.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两书都可谓各得其所.[5]
再者,商务印书馆《辞源》出版后,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于是中华书局从1915年筹编《辞海》,亦以语词为主,但又兼收百科知识.虽然两辞典内容相近,篇幅也大体一样,但由于《辞海》较《辞源》晚出,因而能够吸取《辞源》的教训,以其为标杆,扬其长避其短.如《辞源》引书不注出处,常为使用者感到不方便,《辞海》则引书举作者、书名和篇名,比《辞源》完备.
[2][3]陆费逵在中华书局采取这种移花接木、借风驶船的做法,正是商业行为中所谓的“搭便车”.但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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