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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穆斯林的葬礼》诞生于八十年代末,据说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第一部成功地表现了回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尽管作品没有提供新的富有冲击力或引人注目的小说艺术因素,但它经由平实朴素的叙述,在浩大的时空规模上勾勒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余年的兴衰变迁,以及三代人所遭遇的艰辛与不幸.小说之所以成功或赢得了反响,原因倒不在于作品细微地描写了穆斯林的习俗或“回回”的来胧去脉,也不在于作品很内行或极富耐心地传达了玉雕艺术的历史知识及文化意味,而在于人物的命运与命运的悲剧性――无论是新月的命运,还是韩子奇、梁亦清、梁君璧、梁冰玉等人物的命运,其中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思情容量,而且还让人从命运的沉落中感受到一种沉重思考,或一种民族生活沿袭所可能产生的对于“人的过程”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堂皇的,几乎是不可抵抗的――无辜的新月是怎样走向“葬礼”的而梁亦清、梁君璧的人生命运,难道不可能有另外一种结局么至于韩子奇是不是血缘意义上的“回回”,也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终生所置身的包括精神方式在内的生存环境等在这里,感情及氛围的浸染是难以消解的.不言而喻,作品所反省所沉思的,绝不止于一个民族所携有的传统或精神状态,也在于或主要在于由此而对整个社会进程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回眸或理解,并让人领悟到,任何形态的固守都可能造就不幸、悲哀乃至自我摧残.这部作品的旋律,既不是歌颂也不是揭露,而只是一种关于人的命运的诉说,或一种为生存也为精神而无法抛弃的思考.

人类不可能憧憬悲剧,犹如谁也不会憧憬为一个天真活泼的生命举行“葬礼”.可悲剧总是与人类结伴而行――作为价值体现,我们从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中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景况,或不仅仅关于少数民族生存际遇的描写及感叹.但《伤寒》的作者吴恩泽在其《创作手记》中道出了一种“真实”,那就是“地域和文化的双重边缘,使我们灵与血经受着他人无法想象的双重熬煎”.我想,这便是处于偏僻或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的独特性了――虽则是经受着“双重熬煎”的人生,“并不是另类人生”.而《死街》的作者孙健忠则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道：“莫良卡梯,我们共同的祖先,你能否给我们一种权利,让我们来审判这个民族！”无论是“伤寒”还是“死街”,都是灾难的比喻或象征,但作品描写了怎样的灾难呢?《死街》的叙述对象是一条街的逐渐走向死亡.“街”自然不仅仅是“街”,而是一种精神归宿的载体,或一种关于民族性格的自我警醒――小说在所谓的“送葬仪式”之后结束,但在“送葬仪式完成以后,囿于多少年形成的习惯,人们又都抬起头来,久久地、久久地望天,呆呆地、呆呆地望天.望天望天望天”.望见了什么吗?“没有”――谁也没有.寄希望于“天”的等待只能是落空了,但习惯于“望天”的窝坨街的人们,仍然没有觉醒,仍然浸泡在听天由命之中.于是,我们听到了小说最后的叹息：“呜呼,窝坨街.”无奈中隐含着悲愤的感慨.《伤寒》写的是“化外川”的百年沧桑,是四大氏族――黑堡乌氏家族、猫东塬万氏家族、南红崖武氏家族、西关岭胡氏家族的兴衰流变,人物众多而波澜壮阔,色彩斑斓而灵气涌动,但命运――人的命运,氏族的命运,仍然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轴或“主旋律”.小说家何士光在《伤寒》的“代序”中说：“如果我们不是过于苛刻,不把史诗认定得过于神秘,那么就毋宁说,这正是史诗一般的.”然而,这“史诗”仍然是悲剧性的.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即便是很坚韧的“民族精神”,也难以改变命运跌落的颓势,或者说,再风云的人生也是要“圆寂”的,更何况是那种处在“双重边缘”的“双重熬煎”中的命运.但在这命运的跌落轨道上,我们还感受到了什么呢我想,孙健忠的“审判”的说法,同样适用了我们对《伤寒》的判断,因为只有人的精神才能体现这种“地域和文化的双重边缘”,而承受“灵与肉”的“双重熬煎”的,也不仅仅是“我们”,而且是或更主要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处境及精神状态――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也无论是土匪还是修女等在众多人物的命运流变中,我们都可以感悟到一种反省意识的存在,一种从历史进程中梳理“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的审美冲动.这使我想起了朱春雨的《血菩提跋》中的一截“总结”：“唯有反省意识能够激励人性自觉,这在农业社会里可能诱发宗教的回归,在发达的人类地区则是促进人格升华并发挥个体创造力的力量.反省对象无疑是历史而不会是别的,昨天的行为永远是今天的行为的参照依据,丢开今天去想明天也是枉然.”显然,这也是他创作《血菩提》的一种原动力――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他把昨天、今天与明天融汇交错,把生存旅程的美与丑一齐端了出来,而目的则在于重审等

不难察觉,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特别是随着作家思想的解放及新的叙述语言的逐步成熟,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创作再不是往昔那种一味地赞颂所谓“新的生活”的牧歌.当然,生存方式的变化是一种事实,但变化中的沿袭也是一种事实.何况,作家的目光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层.于是,他们渴望重新审视与自己相关的民族生活――那同样是一种从遥远时代开始的拥有丰厚历史文化传统的生活.重审与反省都是痛苦的,但因了爱的驱动,或因了热爱自己民族――那种源自血液的鞭策,作家们乐意或不得不承受“上下求索”的熬煎之苦.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也因为爱,才使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开始检索自己的民族走过的苦难旅程,并开始细细剥离“民族精神”的外衣,同时也使他们在“哀其不幸”的长叹中承受现代生活难于想象的多重痛苦.《死街》、《伤寒》是如此,《穆斯林的葬礼》、《血菩提》.乃至我将谈及的其他小说,也是如此.他们的抒写或创造,便是一种明证――我想,阅读者们是能感受到叙述背后所涌动的情与思的.

我之所以推崇阿来的《尘埃落定》与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文学界疏忽了这部小说),抑或也与人的命运有关.先说《无性别的神》,主人公央吉卓玛是作品的贯穿性人物,她是贵族德康庄园的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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