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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的宝贝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这是中国最早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建校最初的二十年,创业维艰,几易其名,曾一度停办,直到1927年,学校改组工专为工学院、农专为农学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为第三中山大学,学生人数达一百七十四人,基本形成了现代高等学校的雏形.
1928年4月,第三中山大学正式更名为浙江大学,同年7月,改称国立浙江大学,著名教育家蒋梦麟、邵裴子先后出任校长.他们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增设系科,创建文理学院,拓宽校址,开辟农场.至1936年,浙江大学已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五百七十五名学生,初具规模.
1931年的春天,从日本学成归来的苏步青受聘于浙江大学,在陈建功任系主任的数学系任教.两年后,陈建功向校长邵裴子力荐由苏步青接替自己,继任数学系系主任.
当时浙江大学正值建校之初,各方面的条件都很简陋.数学系的景况似乎更甚,堂堂一系,赫赫名师,却仅有几间破屋兼做教室和研究所,学生也不过寥寥五六人.那情景,让正风华当年、踌躇满志的苏步青不禁感慨万千,但却并没有使他气馁.是的,国内的那些比浙江大学历史更悠久、环境更优美、待遇更优厚的大学都曾给他发出过聘书,可他还牢记着当初在日本和学兄陈建功的约定：“让我们用二十年的时间,把浙江大学的数学系办成世界一流的数学系.”他和陈建功决心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培养出未来中国最杰出的数学英才.与之同时,当时浙大的校方负责人也格外尊重陈建功、苏步青等这批海外学成归来的人才.曾有过这样的一段佳话：刚来浙大时,由于校方办学经费的紧张,苏步青曾经连续四个月没有领到薪水,只能靠在上海做工程师的哥哥苏步皋的接济度日,甚至有传言说,再这样下去苏步青就准备再回日本去了.传言传到了校长邵裴子的耳中,当晚,这位惜才如命的教育家便敲开了苏步青的房门,劈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能回去啊！你是我们的宝贝等”苏步青正在愕然之中,邵裴子再一次地重复：“真的,你不能走,你是我们的宝贝！”
浙大的“陈、苏学派”
这一年的暑假,苏步青带着邵裴子校长特地为他筹措的经费,搭上了去日本的海轮,但此行非归行,苏步青是去日本接苏米子和孩子.
虽然生活是清贫的,但清贫的生活中,身为人师的陈建功、苏步青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后来被称为“陈、苏学派”的中国一代数学家,便在浙江大学数学系的那几间破屋子里开始了其艰辛的学海跋涉.
早期的数学系学生、现已是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的著名数学家熊全治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上课的情景：
数学系的主要课程都由苏陈两位先生教,他们大都不用教本,而用适当速度口授,学生都可笔记下来.他们在黑板上写的字和符号及公式,都很整齐,和印的一样,学生也都可抄下来.那时他们即认为我国应在国内多培养研究人才,不应再专靠外国留学生.因之决定训练学生在毕业前有独立读书及论文写作之能力.每个学生在四年级时在分析和几何两科中必须选一科做专科,再由专科导师选一本德文或法文的数学书,及一篇在国际杂志上最近发表的论文攻读.每周由学生轮流向全体教员报告,若此两报告不及格,不管其他成绩如何好,亦不能毕业.
陈、苏两位数学大师的心愿不仅是要把自己的生平所学无私地传授给学生,更是想要把他们都培养成具有独立的科研能力的数学家.所以,在浙大数学系创建伊始,这种课堂讲授与课外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法,便已逐渐制度化了.进入四年级的同学,被规定要参加两个讨论班,一个叫数学研究甲：由全系教师参加,报告自己的科研成果,或者介绍新出版的数学期刊上最新的论文成果,学生则由指导教师指定某新出版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自学后在此讨论班上做报告；另一个讨论班叫数学研究乙：则是由导师指定某一学术专著,由学生自学后在讨论班上轮流做报告.举办两个讨论班的主旨是一样的,都旨在培养学生独立的自学和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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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步青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批评起来也丝毫不留情面.熊全治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匆匆来到苏先生家,是因为第二天的讨论班上有自己的报告,他怕自己的论文过不了关而特地来找老师请教的.想不到苏先生一听就皱着眉头说：“你这样临时来抱佛脚,还能有个好吗”一句话说得熊全治满面通红,还是师母苏米子上前给他解了围.批评过后,苏步青给熊全治做了细心的指导.熊全治回到宿舍后,苦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论文终于通过了.当年挨骂的学生后来成为美国的名教授,四十多年后当他回国探望老师的时候,感慨万分地对老师说：“当年多亏了先生的那顿痛骂啊！”同时他也深情地想到了师母,“那晚要不是师母,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迈出那个门呢.”
苏步青的另一个弟子谷超豪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也曾经被苏先生指定去“啃”一篇开始时对于他“完全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数学论文,并做出自己的报告.谷超豪在严师的督责下,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苏先生惯用的“大松博文”式的训练方法,对学生严上加严.开学以后,谷超豪的论文在讨论班报告上被获准通过,谷超豪本人也深感经此一番苦读,自己的受益多多,不但了解了论文中那些闻所未闻的新知识,也对以后阅读那些艰深的数学论文树立了信心.所以,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谷超豪还对这一次的论文苦读念念不忘：“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对这篇论文还有眷恋之情,它帮助我了解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谷超豪《苏步青老师指导我做研究》)
东方的第一位几何学家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苏步青本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没有丝毫的懈怠,他继续从事着当时国际数学界的前沿课题――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这两大学科的创建者分别是以G富比尼为首的意大利学派和以WJE布拉施克为首的德国汉堡学派.但是,以往一直对这两大几何学科分别各自研究,至于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样的重要问题,却从来没有涉及.苏步青在日本仙台东北帝大做研究生期间,以“仿射空间曲面论”为题撰写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便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后来,他又发现创建射影微分几何的布拉施克学派所用的一直是传统的微分形式的方法,几何意义很不明显.回国以后,苏步青就决心探索一个能用纯粹几何的方法来建立的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那段日子里,除了授课以外,苏步青几乎足不出户,整日沉浸在那些由奇妙的点、线、面组成的微分几何的世界中.上门求教的学生有时会看到极为有趣的一幕：书案前的苏先生,一手抱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一手在纸上紧张地演算.问起师母,苏米子苦笑着说：“我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让他帮忙带带孩子,他便搞成了这个样子.”
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苏步青借助于平面曲线可表奇点的几何结构,建立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构造性的方法,清楚地将射影微分几何的理论完整地展示了出来,真正为这一学科别开了生面.布拉施克教授把苏步青高度地评价为“东方的第一位几何学家”.
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在上海成立,学会汇聚了中国第一流的数学精英.理事会中有交通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胡敦复、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冯祖荀和江泽涵、南开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姜立夫、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熊庆来、浙江大学数学系系主任钱宝琮和陈建功、北高师数学系系主任傅种孙等.会上,大家一致推选苏步青理事担任《中国数学会学报》的主编.苏步青又亲自挑选了一位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做学报的助理编辑,他就是来自江苏金坛、正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做助教的华罗庚.
在浙江大学的教书和科研生活虽然清苦,但中国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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