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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编成第一期,却缺插图,主编们开会决定：责任编辑自行解决.望着桌上我编的那篇云南作者的短篇小说,我愣住了：找谁?往哪找?北京画家多,但一个不认识.有时连路都不认识.

突然想到：我是军队“嫁”出来的,有了困难他们不能不管.地址不明查114台,《解放军画报》总会有画家吧?按号打过去,回答却是：这是《解放军文艺》,您找谁?文艺就文艺吧,找谁呢?能叫上名的仅有两位大军旅诗人,李瑛好像是主编,大了点,纪鹏只可能是副主编或主任了,也大,没法了,“我找纪鹏.”《民族文学》运好,他还真在,东北大汉真爽快,没问题,来吧.

登堂入室,满屋军人.时光仿佛回返六十年代.纪鹏介绍,一圈军人伸手迎接他们前战友后同行时,一位英俊的大高个朗声说道：知道么,去年您那篇《将军》是我编发的.他就是刚获大奖的王中才,已调总政秘书处,听说,是专程来此的.感动,后同是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我们有许多联系.

插图,是一位刚由福州军区调来的青年军旅画家画的,纪鹏特别交代这是《民族文学》的作品,新创刊的,一定有特色等

当时中国有多少新啊!新创刊、复刊的何止《民族文学》.

二次前往,是去取回插图,然而却发生插曲.画家以文作意画了个朦胧表意的裸体少女,很美；但是,当时首都机场有个引发大争论的裸浴壁画事件.

于是,三次前往.难为纪鹏,又陪我去请画家动点小手术,画家很随和,画稿也改得巧.

我还经历一次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召见.

是韩昌熙通知我的.他去接的,回来说：乔石同志要见《民族文学》编辑部的负责人,还定了时间.

如约驱车前往,真没想到,竟是这么一座平实得毫不惹眼的小楼,我许多次从门前路过,却从未想过它是如此紧要的一个地方.

整幢楼安静极了,加上院落里的花红荫绿,怎么也没法把这里与“权力”联系起来,详和.

我们登楼,进入一间温馨而又普通的屋里.沙发,茶几,窗帘低垂着,是纱的,阳光夹着外面长街轻轻都市声飘落进来.

没过一分钟,另一边的门开了,走出一位很高但颇精神的男子,他微笑着急步近前,紧握我们的手说,乔石同志要亲自找二位谈的,可是就刚才中央通知开会,他到中南海去了,委托我代他向二位表示歉意.

整个谈话完全是开放式的,互相交流的,全朋友式的.他很高兴地说,二位让我了解许多文学的、民族的东西.

最后告别时,他又紧握我们的手说,中央组织部是全国干部的家,欢迎经常来,有什么事都可以来.他一直真诚地把我们送到楼梯口.记得他自我介绍是副部长,姓名想不起了.

中国的《民族文学》编辑部负责人,一名朝鲜族作家,一名白族作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受到的礼遇,双方都不觉中自然完成了一种高的交融等

更令我感动的是,当我们都已经在日常编务忙乱中去操心旁的事时,又是韩昌熙,一天下午重重捶开我的门,把正在读稿的我叫走,快快快,中组部来人了,一下来三位处长.我都来不及整理衣装,便随他走入那间很简单的会议室了.屋里三人全站起,反倒迎接我们.

他们说,乔石同志一直记挂着《民族文学》,派他们看看.于是很详细地问了方方面面的具体问题,甚至包括吃饭.他们还把整个办公室都走了一遍,连我们具体怎么工作都关心到了.

最想不到的是：他们要刊物,说是乔石嘱咐的,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想看,一听《民族文学》这名字,就一定会有好看的东西.

作为编辑还有比这样更高兴的么?当时只给中央宣传部寄刊物,中组部没寄过,岂料他们还喜欢看.记得这事告诉老玛,他也瞪大了眼睛,编辑们都高兴.

当一件事情成为国家行为时,它就自然存在了.如何思量已少有人在意,如果把它放到一个着意的空间去深想,就足让人震撼.

我还不得不想到张光年和冯牧.

编辑部一组建完成,冯牧就在沙滩的“防震棚”里接见全体人员：从主编到司机、通信员.冯牧入场时,全体起立,没有掌声,但有由衷的尊重.由于沙发围着大屋的木板墙置放,冯牧走了一圈与每个人握手,惟独没有与我握手,他微笑着做了个特别手势.人们不知道头天我去看过冯牧,说了些云南的有趣事儿.

后来,我问过别的编辑部的人,冯牧如此隆重地接见过你们全体么?回答是他来过编辑部,这样接见没有过.

当时光年身体欠安,时或住院,但是,编辑部有些事又必定要向他汇报,颇费思量后决定试试,特赛音巴雅尔和我前往他的寓所.没想到,他抱病亲切地接见我们,仔细听我们谈话,并细问了一些问题.他还递过纸让我写下老特那很长的名字.“特”字我写得草了,他问这是个什么字,我答,是特别的特.

同样的一些事情也必定要禀告冯牧,还是老特和我又到冯牧家里.说着话,冯牧又递过纸,又写一遍“特赛音巴雅尔”.

说完话,冯牧送我们一直到楼梯中间,最后说了句“《民族文学》是有希望的”,才握别.

直到很久后,一天李纳大姐打给我,说冯牧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让我陪她去看看冯牧.

饭后,我们在院内商定：今天的任务就是让冯牧高兴.李纳规定我千万别谈你那些工作,谈云南,谈延安,这冯牧准喜欢.我们进另一单元门到二楼,我按了熟悉的门铃等

果然,那天冯牧把烦心事全抛到窗外大街上去了,他多次发出笑声.我以前去拜访他,都止步于客厅,那天无外人,在他和他大姐及小林的热情中,我第一次走入他的卧室、书房.

直到华灯初放我们告别.冯牧说笑着一直送我们到院子里,要不是再三请他留步,说不定他会送我们到大门外.

我一下想到上次冯牧送别到楼梯中间,更想到光年送我们到电梯口的事,这种对《民族文学》看似平常却寓有不平凡意义的小事中,中国重量级文艺评论家冯牧的箴言是：

中国民族文学是有希望的!

五

然而,当年陶然湖畔慈悲庵里的《民族文学》却是从缺少稿件启步的.这与我来京前的在如山稿件下埋头读稿走不出“地下”的想象相反,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国破天荒有了个《民族文学》等

记得老主编陈企霞首次召开编务会的核心话题便是：组稿.他说约稿信必手写,与打印好的《稿约》一起发出.作为作家,我明白这种苦心,打印件我会一目十行瞄过,手写函说不定看两遍后束藏,这里有个词：尊重.

每天一大包信件送出,进来还是大包,但是主要是报纸.谁要有封厚信,拆开是稿件,都差不多可以欢呼.焦急得上火,还得写约稿信,写得腰酸背疼天昏地暗,深夜想到一个作家的地址,翻身赶快记下,发稿在“急”,急人之急.

创刊号是初生婴儿,对于我,它还有一个至美至善至亲处：刊名是茅盾亲笔题写的.捧着散发出油墨香的刊物,我耳畔仿佛响起他那句至今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仍以别种语气说的经典话语：“培养青年作家和发展兄弟民族文学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他当时肯定也十分着急.正因此,他晚年给了我极至的关怀.我办《听海》他题写刊名,我出散文集,他题写书名,到北京后,多次想前往拜望,却知道他已入院,想去探视又忌惊扰医疗,在病榻上见到《民族文学》的茅盾先生,会极高兴的.

少年《民族文学》时期的许多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真的都处于某种涉稚隐难中.当时我是散文编辑.收到一件广西来稿,很有生活厚度和艺术纯感,但是,字迹不清,内容需补,最难的是地址欠详,连姓名也模糊.于是,我求助广西的壮族兄妹,好像从不同角度发了三、四封信.发稿在即,十万火急,恨不得插上十根鸡毛.壮族兄妹重视极了.又打,又派专人,展开“大搜捕”,终于找出来了――一名下乡知青,还是女的,处境确实艰难.作品发出了,又多了一位壮族女作家,后来,听说她真成了颇能写的专业作家或是编辑了.

像这样的事还有,每名编辑都有,这是《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它的许多新生作者会在边远地区,山沟沟飞出金凤凰.去考察一下当今许多少数民族大作家的历史,草窝里飞起的凤凰很不少.这是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优势,它们把中华很有特色、很具鲜灵、很映本质的生活表现,带入文坛,献给时代,又自丰自强自富着自爱的本民族.

文艺和艺术就是这样：当让深埋于地下的煤,提炼后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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