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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0;人”,男人女人在价值通约意义上的人.她们应该不会从性别的单一角度去认识人和看待世界.“对抗”不会是一个想明白了的作家的目标,“包容”可能才是.何大草:所有作家都不愿被归类,五色迷目多好啊,一归类,就只剩单色了.多丽丝·莱辛之所以拒绝被视为女权主义代表作家,是因为那样一来,充其量只是个斗士、代言人而已,做到最好,她能获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怎么会有文学有魅力呢?文学的魅力复杂难言,能够被归类的作家、作品,都不是一流的.打个比喻,虔诚的宗教徒写的小说,大多是用故事在演绎、阐释他们的信仰.他们是宗教小说家.而伟大的小说家,即便是虔诚的宗教徒,他的小说也并不如此.这就是伟大小说家和宗教小说家的区别.后者有类别,前者只有高度.一个作家能轻易被贴上标签,责任可能不在批评家,而在作家本人了.
张悦然:门罗她能够感觉到,她和她的小说人物应该还是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里的.她在写女性,并且是在为女性争得一些权益,或者是争得一些自由,但是她绝对不是特别强烈,或者说特别走在前面的女权主义者.感觉到她里面还是有男权的阴影,那里面的女性还是没有完全地得到自由.她要的只是一点点的空间,并不是那种彻底的颠覆,她其实还是在说女人在男权社会里面怎么样得到自己的自由和空间,怎么样与这个世界相处,而不是说去把这个世界破坏、摧毁.我觉得不会有人特别不喜欢门罗,因为她是一个让你觉得还是非常能够读进去,能够慢慢在你心里融化的那样一种,不是拿一个刺刀一下刺你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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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当然门罗的写作姿态是平和的,却并非是温暖的,有一种冷灰的基调.这体现在她的主人公身上,她们很难说是幸福的,也很少为争取幸福付诸行动,而即使有一点点局限的行动,也常常是不彻底的.由此,从传统、主流的角度看,她的写作自然是偏于消极.相比而言,那些典型的女权主义作家,虽然体现了颠覆和解构的姿态,却同时体现出强烈的建构性,反而让人感到是有希望的.
李文俊:我自己翻译《逃离》时就有这样的感觉:门罗写的都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种种苦痛的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门罗写得轻轻松松,但是我看了以后,再琢磨琢磨,还是觉得挺痛苦的.当然门罗有这样的写作特点,跟加拿大的地理和人文特征大有关系.她的小说里从来没有热带描写,很多人物都是英国殖民者的后代,跟美国关系特别密切.这都是鲜明的加拿大特点.在加拿大尤其是门罗描写的小镇,你见不到像上海、广州那样人挤人的场面.大家都住得很分散,一个小镇、一个小镇.每个小镇也是一栋房子隔了好几百米,才有另一栋房子.城市里的公寓跟我们一样,门一关,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这必会影响人和人的关系、气场.
袁劲梅:在门罗生活的时代,男人和女人平等的意识已经是社会常识.换一句话说,门罗要描写的女人,已经不是“娜娜出走”时那种心态了.她们可以是家庭主妇、管家保姆,她们并没有强烈的不自由、不平等、受男人奴役、低男人一等的感觉.相反,她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她们要的是发现自我的价值,坚持独立人格,而非推翻男权统治.
门罗的写作偏于真实.她希望用真实性,跟她所描写的非常辛苦,也非常真实的劳工阶层、中产阶级构成共鸣.她写过不同的人,年轻、中年、老年.她有很多时间,也见过很多人,写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她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中产阶级,他们不是一个以破坏为特征的阶级.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对她的看法,就像《纽约客》杂志的评论所说:门罗是“‘我们的’作家”.
何大草:我曾把门罗和张爱玲做过比较.张爱玲是天才,她的代表作大都写于二十五岁前,凌厉,残酷,宛如刀子.而门罗是软刀子,她可能不是天才,是一点点修炼出来的人才,对人情世故的体察,是伴随着年龄增长的,虽然平和,但深切、锐利,依然让读者有刺痛之感.还有点像冬天的铜管乐器,看起暖融融的,摸到手上冷得战栗.读完之后,的确可以说冷灰、消极,甚至有点绝望.然而,这点绝望却也是积极的,她像是一束冷光(冷静、冷酷),照亮了人们忽略或刻意视而不见的一个角落,这角落被岁月、劳碌、庸常层层包裹,这就是幸福、激情.她庖丁解牛般把它剥开,让你看、让你痛,让你在主人公不成功的“逃离”中思考自己的人生.今天的作家们常琢磨,要把小说写得更狠些.但狠和狠不一样,颠覆、解构、凶巴巴的女权主义是一种狠.门罗貌似平和的软刀子是另一种狠,她让我想到导演李安,儒雅、淡定,却一直在干着离经叛道的事.陆建德:基调是冷灰吗?有时我想,门罗不是生活的反抗者,她展现生活,不那么理想的生活,但是你得学会接受它,或者与它谈判、协调.欢天喜地的爱情、婚姻不多,总是有那么多的遗憾和不自由,女性得与之共存,难道男性不是这样吗?门罗也很会写男性,各种各样的男性,他们也有种种弱点和不如意的地方.她作品里的男性、女性好像都不敢对生活期望太高,或求全责备.“逃离”的主题也出现在男性人物上,比如逃离责任和彻底的感情投入.
付秀莹:或许门罗小说的这种冷灰的基调,正是道出了生活的某种真相.在《逃离》中,女主人公那种深陷生活泥淖中所经历的种种,挣扎,忍耐,反抗,顺从,这千百种姿态或许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面对生活的可能姿态.小说的精彩之处,是写出了人物内心的明暗变化和微妙丰富的人性起伏,幽微丰富,细腻精准.我们理解了人物,也就理解了我们自己.这种基调或许并不全是冷灰,自有一种别样的人生暖意在里面.
徐则臣:在门罗的小说里,使用正能量负能量、积极消极等价值判断可能是无效的,她只关心生活的真实和人物内心的真实.在加拿大的一个小角落里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姑娘?她的逃离是否可能呈现这样一个轨迹?她的生活和内心的局限性是否符合逻辑?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门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写.修辞立其诚,这是文学的第一要务.宏大的意志固然有相当的可供阐释的空间,但真实可以解读的层面可能更加丰富和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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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门罗的小说,大部分写的都是普通家庭主妇的故事,她的早期创作中,是一些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到后期,则是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而她所有小说的主题,几乎可归结为200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集的标题,那就是:仇恨、友谊、礼仪、爱与婚姻.也因为此,门罗被贴上“家庭主妇”的标签.有评论就认为,她的作品太过家庭化,琐碎而无趣.一则轶事说的是,一位男作家曾戏弄门罗:“你的故事写得不错,但我不想跟你上床.”门罗则轻蔑地回击:“谁邀请你了?”这调侃其实触及了作家写作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困惑:写什么样的题材,才能凸显其价值和意义?一般说来,宏大题材比较能体现大的格局和气象,很多作家都在往这方面努力,但要驾驭不了大的题材,这样的追求很可能是误入歧途,因此有必要对题材的取舍权衡问题做一辨析.
徐则臣:可能会有人觉得门罗就写了点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篇幅不吓人,产量不吓人,题材也不吓人,各项指标似乎都跟宏大无关,便以为她“轻”了.我不这么看.我以为她重新发现了平凡人物内心宽阔的幽暗、纠结、向往,乃至乖戾的恶.其实她的小说故事性都不太强,假如你要在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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