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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类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饶毅其人其事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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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正一起做事、我比较深入地理解饶毅的想法并成为莫逆之交,发生在2008年我全职回国以后.他留给大家的印象过于片面或偏激,他的另外一面很少为人所知.“闲人”饶毅：1998-2001
1998年,刚刚听说和认识饶毅的时候对他印象欠佳.当时,我刚刚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天天在实验室忙得焦头烂额,饶毅却很特别,经常写一些与他实验室研究课题无关的杂文,评论科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些文章引经据典、有时会很长,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他把这些文章通过群发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教授们阅读.由于对饶毅有成见,他发来的杂文我一般都直接删掉、不会花时间阅读.所以,我对饶毅的第一印象是：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多管闲事.
因为对饶毅的第一印象不佳,对他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感兴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发生在2001年.有一天,饶毅发来,希望我签名支持一项中国的科学研究计划,其核心是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创建十个针对生命科学不同领域的国家级研究所,同时政府通过高强度的财政投入建立一个充沛的基金,用其利息对这些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运行和科研进行稳定支持.出发点虽好,但这一建议所需的费用在当时令人咋舌：仅仅维持这些研究所的运行就需要130亿人民币（16亿美元）稳定基金的支持.
看到这个建议信后,我颇有意见,在当时科研经费还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提出百亿元的支持力度似乎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为什么不先建立一个研究所作为试点?投巨资建立这么多研究所谁来负责、达不到预期效果怎么办?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有多少海外科学家会愿意全职回国工作?当时,我觉得饶毅的建议会带来不负责任的奢侈和浪费,甚至负面影响国内的科研发展.第二天,饶毅打来解释,我就很情绪化地把满腹不满一股脑倒出来.之后还嫌不够解气,专门打给包括王晓东在内的其他几个朋友,想抵制这个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其中的一个试点倒是在2004年起航：即王晓东、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饶毅担任副所长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虽然我在里冷嘲热讽,饶毅却颇有君子风度、一点都没有生气,而是一直耐心地给我解释他的道理：中国国力已然很强、经济飞速发展,但科技仍很落后,应该用生命科学的试点来带动全国科技进步.当时,我根本听不进去,觉得这小子在狡辩.贤人饶毅：2002-2005
其实,早在1995年,饶毅刚刚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取得tenure-track助理教授位置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的建设,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的实验室.后来,他与鲁白、梅林一起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协助蒲慕明,直接参与了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的创建,并为此承担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听说过一些,觉得饶毅还算是个爱国的热心人,多少对他有了一点好印象.
真正让我改变对饶毅印象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在2002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偶尔听到了饶毅组织BIO2000课程的详情.原来,早在2000年,饶毅为了改变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学落后的状况,联合上海生科院的吴家睿,一起提议、推动、创办了一门生命科学领域综合性的研究生课程.这门课程的开设在当时非常及时,深受学生欢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里也许是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研究生专业课程.为了组织这门课,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实属不易!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2002-2005年这几年间.众所周知,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职场上奋斗着实不易；要拿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比美国本土人难多了,而每升迁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即便如此,最终还往往要面临着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ceiling）：亚裔很难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也很难得到学术界更高层面的荣誉（recognition）.和千千万万的留美中国学者一样,饶毅在十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遗憾,尽管大家大都能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尽力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饶毅是我认识的华人中为数不多的认认真真花时间、花精力为维护华裔乃至亚裔科学家的权益而付诸实际行动的科学家.
2003年,饶毅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AmericanSocietyforBiochemistryandMolecularBiology）,善意地提醒他们：在ASBMB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亚裔的领导,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中也缺乏亚裔主编和副主编.后来,Duke大学的王小凡教授作为华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JournalofBiologicalChemistry）副主编,也成为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王小凡的聘任也许与饶毅的呼吁不无关系.同样,饶毅也写信给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美国神经科学会（SocietyforNeuroscience,SfN）,指出该学会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领导位置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教授.结果该会在当年的理事会上紧急增补了NIH的鲁白进入干部遴选委员会（负责各级委员会的提名工作）,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进入年会程序委员会（负责下一年年会演讲人的挑选工作）.
饶毅还用同样的方法给CELL主编VivianSiegel写信,建议她增加亚裔科学家在AssociateEditors里的比例,特别是鼓励她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加盟BoardofAssociateEditors.果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CELL的采纳,来自耶鲁大学的许田教授成为第一位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中产生的AssociateEditor.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饶毅在客观上帮助了一大批在美国的亚裔生物学家.我相信,在美国,因为饶毅所作所为而受益的亚裔科学家不在少数,可能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一些人可能还对饶毅印象不佳.盟友饶毅：2005年及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饶毅的接触逐渐增多；了解加深,我在2005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和饶毅在许许多多的原则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包括对亚裔在美国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对中国国内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看法、对中国科研文化和学术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政治观点.不知不觉之间,即便在全职回国前,我们已经开始联合做事.
饶毅在2007年9月正式辞去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我在清华的实验室于2007年4月开始正式运行,次年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负责清华大学生命学科的规划和人才引进.我们在2007-2010年的三年中联系密切,几乎每周都有不止一次的交流,甚至一天之内沟通几次.我们在原则性的问题和观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在操作层面上密切配合、尽力加强清华与北大之间的合作和发展,成为理念和事业上的盟友.兄长饶毅
2007-2010年,这期间也是我们两人回国后感觉最艰难的三年,在工作、生活中时时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彼此鼓励和安慰,有时会再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坐坐、乐观地展望未来.饶毅和夫人吴瑛育有一女一子,2007年刚回国时,老大Elizabeth已上高中、跟着吴瑛留在芝加哥；老二David九岁半、上四年级,于是跟着饶毅回到北京、在北大附小读书.但对于九岁多的孩子而言,适应北京的环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2007年暑假饶毅请家教给David补习了三个月的语文,开学以后还是面临很多问题,压力一直很大,饶毅也很为此操心.大约在当年的感恩节前,饶毅给我发了一个释怀的短信,“语文64分,及格了!”.学习还算简单问题,适应环境对孩子更难些.David回国两年多之后,学校命题作文“假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David毫不犹豫地写道,“那我就立即飞回芝加哥等”这种情形对钟爱儿子、希望儿子有中国人归属感的饶毅应该是非常苦恼的.听到这些令人揪心的事情,我也只能稍稍安慰一下饶毅.好在回国三年半之后,D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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