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类有关论文范例,与农村伤疤与新伤痕文学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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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性论述对农村与农民的苦难存在系统性漠视,从底层文学的写作对象主体到关注主因也主要起于城市底层,罗伟章对农村伤痕的呈现与“农村永存”的表现因此独具颠覆既定价值系统的深意,他原生态呈现出半资本时代的农村破产危机,并促发出对于现代性检讨的警号,这显现出新伤痕文学的意义.罗伟章作品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一是农村、农民工苦难卑微的生存状态,二是这些悲剧的日常必然化与无事的悲剧式的常态化,对这种严酷现实逻辑的凸现,使得罗伟章以新伤痕文学而与底层文学区别开来.在苦难体验与底层人格的复杂性探究上罗伟章与路遥传统接续.

关 键 词：罗伟章；农村；底层文学；新伤痕文学

在底层文学的论述中,罗伟章尽管也时常被作为重要作家之一,但对其地位的重要度、其意义的独特价值并未深挖,而罗伟章本人也对当前评论中“底层文学作家”的简单归并并不认同.看来,从题材意义到写作理念,罗伟章的意义都大有可挖.

一如果农民不进城与“农村永存”

罗伟章为什么被忽视?这是因为当前的现代性文化价值模式中对农村根深蒂固的歧视.

从题材上看,罗伟章主要写了农村的破产境遇,农民工进城的流浪挣扎命运.但从底层文学的写作对象主体到关注主因则都在于城市底层,曹征路的《那儿》、《霓虹》等就因此引起关注,而这些显然都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底层的关注.从底层文学写作的整体状态来说,这种关注多集中在具有现代性超前发展的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这些具有窗口效应的地区也成为价值冲突和变迁最为敏锐的地方.而城市底层的另一主要群落则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受关注的主因亦在于进城这一新生事物,但倘若他们不进城呢?那封闭、静默、停滞的农村,会具有引起热点关注的题材意义吗?在现代性论述中,农村实在不具有城市这样喧嚣、敏感的题材价值,农村成为被现代性遗忘和被抛弃的板块.对农民的苦难生存状态也已经漠视久矣,这并非个别的偶然,而是现代化体制中的系统性漠视.正是在这已成惯势的漠然格局中,罗伟章对农村伤痕的呈现与“农村永存”的泣血之情、泣血之思才独立一隅,独具颠覆既定价值系统的深意.

“农村永存”是对永恒家园的深情,它既是自然万物的家园,也是“善良永存”精神家园的坚守,“‘农村永存’所透发出的善意,哪里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它是对人类与万事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的呼唤”①.然而这样的常识却要面对现实的灭顶之灾“农村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慢慢地消失了”.罗伟章清楚地看到“事实上,在把城市化进程当作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现代社会,‘农村永存’早就蜕变成了一种观念”,他在深知文明大势之中,体味着这“泣血的呐喊”的悲凉,但他仍坚执“农村永存”的价值立场,坚持对农村伤痕的表现,对现代性价值系统和社会体制所导致的危机进行反思.

在以近代工业革命为突破和以工业化、商业化为支撑的近现代文明体系中,农村本就因为生产方式的僵滞而远远被抛在时代进步后面,尤其在以资本为王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农业和农村更因为生产效率和利润率的低下而成为现代化体系中的附庸成分,在思想文化系统中也无以提供革命性换代的动力资源.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思想系统中,启蒙主义的德先生赛先生自然与农村绝缘,而算得上最重视农民的鲁迅先生也只是将他们视做启蒙的对象才具有意义,他们是蒙昧者、麻木者,是国民劣根性批判主体的承担者.无论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还是九十年代末期的新左派,均习惯性地无意识地忽视农民的力量与生存状态.在这个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系统中,惟有毛泽东所代表的本土化革命才是一个例外.在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农民才获得翻身的机会,蒙昧者变成了革命和新社会的主人翁,从小二黑、水生嫂,到梁生宝,这种健朗之气正是本土原生力量难得的焕发之机.从土地革命到合作化运动,再到包产到户,农村的每一次解放都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提供强力的推动.这并未能改变农村、农民的积弱局面,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村新的二等公民生存秩序和身份自卑,即便本土情怀执着如毛泽东这样的伟大者,尚无法改变这一格局,可想其不得已的动力格局之复杂深邃了.农村发起的动力尽管惊人,但终难以持久,都很快衰竭.在8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9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体系转化中,农村迅速破败下去,农民工的大量进城正说明了农村生产濒于破产状态的严峻现实.罗伟章作品原生态地呈现出了农村的破产危机,并以沉痛的“警号”促发出对于反现代性检讨的紧迫性.从对农民的歧视到破产危机呈现,到必然性反思的召唤来说,罗伟章作品正具有鲜明的新伤痕文学的意义.有论者提出曹征路的《那儿》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②那么罗伟章的《我们的路》、《故乡在远方》、《大嫂谣》、《河畔的女人》、《变脸》等作品则是农村、农民、农民工的伤痕文学,曹罗二人分别从工、农两个方面军构筑了新伤痕文学的基本格局,倘缺其一便难以理解新伤痕文学所以区别于泛泛的底层文学名称的根本理由.

二反浪漫的力量

底层文学目前一大倾向便是被商业文化所绑架,为了作品的戏剧性轰动效应,写作者往往以对苦难生活场景的猎奇、煽情而消解了苦难生活本身的严肃性,以过于虚构的偶然性消解了悲剧背后所体现生活的矛盾必然性,这也就是有论者所说的“‘底层叙事’为何转向浪漫主义?”③而回顾历史,在1928-1930年代的普罗文学论争中,主要也是针对“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而产生的回归现实主义之争.一个是商业的媚俗,一个是革命文化的概念化,但它们都以“浪漫”而扭曲了对严酷现实的真实性、严肃性观照.正是以对严酷现实逻辑的凸现,曹征路、罗伟章由此而以新伤痕文学与底层文学区别开来.

罗伟章作品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一是农村、农民工的苦难卑微的生存状态,二是这些悲剧的日常必然化,呈现出生活常态无事的悲剧.这也是罗伟章区别于眼下一般底层文学写作的最重要特征,他排除偶然性,排除浪漫主义的虚构和煽情,相反,替之以无可逃脱的必然,现实主义的日常真实,平静而又平淡的情感状态.在阅读罗伟章作品后,你会对农村、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不由自主地陷入深深的绝望,对于他们的未来沦入恐惧,对于造成这一切的社会根源感到深深的寒意.《我们的路》以除夕前大宝对是否返乡的踌躇而开端,他深知自己作为打工仔的卑微：“你不要看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四周都是铜墙铁壁,你看不见光,也看不见路,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条来城市里讨生活的可怜虫!”④他为了工钱不得不卑微地下跪,“那一次经历使我明白,人可以给天地跪,给父母跪,给自己尊敬的人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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