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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类有关论文范例,与农村伤疤与新伤痕文学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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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章的法宝,而这两者在其长篇小说《不必惊讶》中达到了个人的高峰.咏叹调具有歌谣的特征,反复吟咏、咏唱,从内容到语调都显单调、简单,然而同时却又扎实丰厚,情感深沉,因为生活底色的厚实、生存时间的悠远,令咏叹调的低音如同丧歌般绕梁不绝,对灵魂的穿透力极其雄浑凄厉.在《不必惊讶》中,作家更直接以不同角色人物的直抒胸臆和自我辩护形式而形成了宏伟歌剧的形式.每个角色都要把自己的歪理讲通,还讲得情深意浓,引人同情,引人信服,引人自叹自怜.各人有各人的生存哲学,这种哲学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但都是在生活的磨盘中挤压出来的,那每一个动作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每个人都是一个挣扎者,每个人也都是一个哲学家.正因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哲学家,都是值得同情的命运的受害者,因此,抱怨、指责、申辩、叹息、呻吟、诅咒,众声部卖力的吟唱,融入了生活本身,活拟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在我看来,《不必惊讶》堪称罗伟章目前最为成熟之作.三接过路遥的枪在当代文学的谱系中,因为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纯文学观的大行其道,路遥成为一个未被充分阐释和挖掘的精神资源.在罗伟章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于路遥资源的接续,对此,李敬泽也已指出过：“我断言罗伟章认真读过路遥,他一定曾为《人生》、
伤痕文学类有关论文范例
从内容上看,罗伟章与路遥传统的接续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苦难的体验,二是底层人格的复杂性.在苦难体验中,对于农村底层生活的艰辛现状、城乡交叉矛盾与人格伤痛,以及它对于个体的磨难与意志生长,这些是路遥作品最为纯粹也最为震撼读者的地方.在罗伟章作品中,苦难体验是其底色.在《不必惊讶》、《饥饿百年》、《姓冉的白云》、《骨肉》、《水》等作品中,一些细节反复出现,如母亲的能干与早逝；父亲为子读书借钱,三次摔岩；母逝后被人拆房子,后被大哥找干部“外交”解决；二哥体壮和读书能干；读书者将学校厨师同情赠予的肉带回家,一家人将已长毛的肉淘洗分吃等.这些不断重复的细节既构成苦难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提示着对苦难深刻的创伤性记忆,也提炼着一些基本的创作原型和创作心理模式.对此,罗伟章自陈：“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这块疤别人看不见,甚至写作者自己也看不见,但它活着,它不断提醒你去舔食初始的疼痛,不断挑战你的尊严.你不能不管它,你得面对它,当你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B16“我想,大多数中文学之‘毒’的人,都因为事先喝了苦水,生活逼使他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罗伟章详细历数了他的那些“伤疤”和“苦难”B17,而这些正是笔者前面所举的那些反复重复的细节.对于这些个体最深刻最独特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的忠诚,罗伟章竟然化之为宿命感和使命感的表达：“我过着那样的童年,看到的是那样的人生,不写那些该我写的,你叫我写啥呢?”B18由此他奠定起“真实、真诚与迷恋”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是多元的,这话相当正确,但‘真情实感’、‘有血有肉’这些在创作中传统而又本质的词,永远不会过时；无论文学怎样发展,同情、悲悯、人文情怀、牺牲精神和苦难意识都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有的高贵品质.”B19他以自嘲的口吻表达着对自己信念的坚定：“我的文学观念比较老土,我觉得,文学不是用来玩的,文学必须有所担当,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具有使命感.”B20“我在写作上起步很晚,文学观念也比较陈旧,信奉‘文学是人学’,注重写作者灵魂的质地与心灵的纯洁.好小说必须是有意思的小说.我在写人物时注重挖掘他潜藏的美好品质,哪怕写一个坏人,也要写得令人心疼.”B21对于以上原则,罗伟章有许多个人的表述,如“连血带骨的人生故事”B22,“我不是在说谎”B23等,对于写作这个真实、真诚的行当,罗伟章以普通劳动者的普通平凡自居,以“父亲砍柴,我写作”B24自解,这些类似的表述在路遥那里也屡屡可闻.究竟是纯文学的技术试验还是扎根生活的灵魂真实更具长久生命力呢?从路遥到罗伟章的信仰坚守这一文学创作精神谱系被文坛漠视,所显现出的不光是他们坚守的可贵可敬,亦突兀地展示着对文坛精神危机进行反思和价值调整的迫切性.相比路遥在80年代文学创作观念革命的方兴未艾所掀起的狂潮中其信仰坚守的苦寂,罗伟章在新世纪文坛已陷入纯文学、后现代主义、商业主义的多重危机和底层文学兴起的背景下登上文坛,其价值申张已是逢时得多了.
支撑罗伟章人物与苦难搏斗的源泉一是原始生命力的顽与韧,另一则是来自于人间爱、善的温暖与扶助,这些正是前已提及的他所表述的迷恋的对象：“无论文学怎样发展,同情、悲悯、人文情怀、牺牲精神和苦难意识都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有的高贵品质.”B25而这些高贵的迷恋对象在罗伟章系统中呈现出独特的柔性审美文化心理和表述风格.如果说路遥作品最为动人的形象是那些坚韧的男性主人公,马建强（《在困难的日子里》）、孙少平（《平凡的世界》）为其典型,这也为路遥作品奠定了更为鲜明的阳刚之气,那么,与之不同,在罗伟章作品中则多为母亲、妻子等女性主人公的坚韧、善良、博爱来作为担当苦难的主心骨.不光在具体的故事内容的设置上如此,甚至在文章叙述语式上的咏叹调形式、絮叨自述、“谣”体形式等也更多体现出女性的感性化、口语化等言语风格,这使得罗伟章作品更多表现出一种柔婉低沉的阴柔气质.比如《那个人》一开头的讲述便是：“我给你说,那个人就是我家乡的.我跟他还住一个村庄.村里八九十号人,挤在两层院落里.我住在东院,那个人住在西院.等”多么朴实的语言方式,完全是农民絮叨的言谈口吻,典型的民间化、口语化叙述模式.罗伟章自己也坦率地表白这种女性选择：“在我的小说里,特别是中短篇小说里,有一大半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这几乎是一种不自觉的选择.”这种选择背后的核心在于“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始终坚信,只有通过爱才能够理解,也只有通过爱才能够整顿,女性恰恰以她们天然的单纯（真正的善都是单纯的）,帮助我们达成理解世界和整顿世界的愿望.”B26女性是爱的化身、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作为男性,我觉得,这种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精神,首先是从女性那里孕育并发展起来的.女性是柔软的化身,最容易感受疼痛,疼痛的开始,也就是爱的开始；疼痛之后的坚韧、执着和勇于担当（我得承认,在这方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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