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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金章宗时期,翰林官员的应制文学创作异常活跃,翰林学士院成为章宗文学侍从官的储备机构,这是与章宗个人浓厚的文学爱好直接相关的.但这一时期学士院应制文学的繁荣,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就制度层面而言,金代女真统治者对学士院的态度和定位是明显偏重于文翰职能方面的.章宗不过是由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大大突出了翰林学士院的文翰职能而已.相比于唐宋来说,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职能和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显著地改变.章宗时期学士院的状况,正是该机构“重文词、远政治”趋势的表现.
关 键 词:金代翰林学士院章宗应制
唐宋时期,翰林学士院是皇帝亲密的侍从机构.作为“天子私人”,学士院中的翰林官员利用自身的学识和政治才能,在当时的中枢政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金代的翰林学士院制度是在借鉴辽宋之制——其中尤其是宋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其职能和作用已经与唐宋两朝有了明显的差别.相关研究指出,金代是翰林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金代的学士院已经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发展道路,并对元明清的翰林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翰林官员“重文词”,其中重要的表现即是在文学方面,《金史·文艺传》中的人物,绝大部分有着翰林官员的身份,这是对金代学士院“重文词”的最好证明④.本文之所以选择金章宗时期考察翰林官员的文学应制活动,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的此类文学创作仅出现在金朝的这一时期,而是因为在章宗统治时期,翰林官员的文学应制活动尤其活跃,在有金一代各朝之中显得非常突出.笔者希望通过这一问题,一方面考察君主的个人爱好与金代文学的关系,另一方面由此探讨金代翰林学士院“重文词,远政治”这一发展趋势的变化原因和过程.
章宗时期翰林官员的应制文学创作
金章宗完颜璟是金朝“善属文”“博学工诗”的君主,其文学水平不仅在金代诸帝中首屈一指,“诗词多有可称者”,而且与古代最具艺术修养的几位帝王并驾齐驱,后人称“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章宗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除了其自幼所受的良好教育之外,也是与个人的兴趣爱好密不可分的.章宗即位以后,“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遂得以“崇尚儒雅”.由于章宗本人“好尚文辞”,因而他即位之初,就急切地“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而储备这些文学之士的机构,即是翰林学士院.因而这一时期,由于章宗的文学爱好和对搜求文学之士的重视,使学士院出现了“翰苑之选为精”的状况.翰林学士院为章宗汇集了一群出类拔萃的文学之才,君臣之间的唱和与这些士人数量可观的应制之作,也成为章宗统治时期异常突出的文学现象.
金代君主的春水秋山游幸活动继承了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但其政治作用和意义与辽代相比已经明显下降,除了借此练习骑射、保存女真人的尚武之风外,这一游幸活动游玩娱乐的目的非常明显,而在承平无事之时尤其如此.金代中后期文坛巨擘赵秉文,明昌(1190~1196年)以后曾长期担任翰林官职,他本人作为章宗的侍从官,不顾路途风尘辛苦,“年年扈从春水行”,其《扈从行》一诗对于章宗时期“圣皇岁岁万几暇,春水围鹅秋射鹿”的游幸活动有真切的描述.捕天鹅是春水游幸中重要的娱乐内容,君主捕获的头鹅被当做祭品献给宗庙,君臣则将鹅毛插在头上,举宴庆祝.在这种热烈的娱乐气氛中,作为章宗文学侍从官的翰林官员以诗词为君主“颂圣”.赵秉文的《春水行》诗详细描绘了春水捕鹅、君臣同乐的场景,并以“不才无力答阳春,羞作长杨侍从臣.闲与老农歌帝力,欢呼一曲太平人”的自贬方式赞颂章宗的圣德,赵秉文的这两首诗即属此类应制作品.翰林官员赵讽也曾扈从春水,章宗放海东青获天鹅,“索诗,黄山(赵讽号)立进之.其诗云‘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抟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章宗“览之称其工,且曰:‘此诗非宿构不能至此.’”对赵讽的诗作非常赞赏.清人郭元衧将此诗拟题为《得鹅应制》,是非常恰当的.翰林修撰王庭筠“早有重名”,且“文采风流,照应一时.”@因而章宗对其“宠眷优异”,他扈从章宗秋山游幸时,一次即“应制赋诗至三十余首.”王庭筠在学士院首尾10年,他去世后,章宗不仅将其平生诗文藏于秘阁,御制诗歌赐其家,还发出“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的惋惜之叹.如赵秉文所言,春水秋山是当时君主经常性的游幸活动.而翰林官员在这些游幸活动中,作为章宗的文学侍从之臣,频频献上“颂圣”诗词,为章宗的游乐助兴.
章宗在皇宫中的节日庆贺,翰林官员也频频出现在其中.中秋佳节时,章宗令翰林官员以中秋为内容,应制赋诗.承安五年(1200)的词赋状元阎长言(原名詠),及第后“在翰苑十年”,其有《应制中秋》诗:“璧月当秋夜未阑,汉宫高会浃宸欢.块苏尘世三千界,珠翠瑶光十二栏.桂实飘香浮寿卑,露华零润溢仙盘.都人侧听云韶奏,共指天家是广寒.”颂扬章宗中秋节举宴开乐的盛况,有着应制诗词“颂圣”的内容和辞藻华丽的特点.而翰林官员的中秋应制诗词,有时还要符合章宗提出的特别要求.赵讽作中秋应制诗,章宗特别规定以“清”字为韵,“道陵读至落句,大加赏异,手酌金钟以赐.且字之日:‘文孺,以此钟赐汝作酒直.”遂成为士林的荣耀之事.重阳节时,章宗向状元、翰林官员吕造“索重阳诗”,而吕造本人“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⑥可见词臣要为君主的文学雅兴时刻准备,而其作品能够让君主满意确非易事.
在日常的游乐活动中,翰林官员也是章宗的主要文学侍从官.章宗夜晚饮酒娱乐,翰林待制朱澜已经年逾花甲,还被章宗召来“侍夜饮”,章宗还特地作诗《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表达自己“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的欢愉之情.章宗时,状元王泽在学士院任职,南宋使臣进奉枇杷子,章宗要求翰林官员以此为题,应制赋诗.结果王泽却奏“小臣不识枇杷子”,而翰林官员中只有王庭筠作诗成,“上喜之”.作为状元的王泽却不能作诗,是当时金朝的科举制度造成士人“不能多读书”的结果.韩玉以词赋、经义两科进士入学士院为应奉翰林文字,曾“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表现出杰出的文学才能,因而章宗感叹道:“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在明昌初“举才行之士”的诏令中,张建被荐入学士院为应奉翰林文字,“人直禁中,与天章宸翰,旦暮相酬酢.其眷礼之优,一时词臣,无能出其右者.”张建甚得章宗的礼遇,甚至超过了学士院中的其他官员,且两人经常有诗歌往还.因而在其要求致仕时,“道陵(章宗)爱其淳素,不欲令去左右,眷眷久之.”长期担任翰林官职的党怀英,亦有应制之作《应制粉红双头牡丹》诗二首,第二首诗有“上苑风烟工献巧,中天雨露本无私.更看散作人闲瑞,万里黄云麦两歧”之句,在应制之中以祥瑞称颂“圣德”.章宗即位之初被选拔为翰林官员的郝俣,也有应制之作《应制状元红》诗,君主在赏花之时,侍从官也要在旁为其吟诗助兴.翰林官员除了以应制诗文为章宗服务,满足其文学兴趣之外.还负责为章宗整理古今著名文人的文集作品.明昌二年(1191)四月己亥,“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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