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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翰林学士院一次就为章宗供进文集26部,数量可谓不少.而且这些文集的作者都是唐宋两代著名的文学家,学士院的这次进书,明显是由于章宗个人的文学爱好.马嵬杨贵妃墓旁,路过的文人墨客纷纷在此题诗,数量相当可观.章宗特意令官员将这些诗汇集整理,“得五百余首”,并命学士院将这些诗分别高下,而金人杜俭的诗在高等.翰林官员的这一工作,同样是为章宗的文学兴趣服务的.

从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到,由于金章宗个人好尚文辞的兴趣,翰林学士院充当了为其储备文学侍从官的作用.而此时大量出现的翰林官员应制赋诗、作文的记载,也说明此时翰林官员群体的这种文学创作活动非常活跃.他们的文学创作空间,既包括宫廷外的皇帝的春水秋山游幸,也包括皇宫内皇帝的节日庆典和日常游玩娱乐.甚至在比较严肃的宋金交聘场合,也有翰林官员应制赋诗的现象.这充分说明章宗时期翰林官员群体应制文学创作的活跃程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翰林官员的应制文学只存在于章宗时期,也不意味着应制者仅为翰林官员群体.海陵王本人也是位“颇知书,好为诗词”⑤的君主,应奉翰林文字杨伯仁曾被海陵“夜召赋诗,传趣甚亟,未二鼓,奏十咏,”海陵王非常高兴“解衣赐之”.⑥翰林修撰蔡珪可能和海陵诗歌唱和甚多,以至于宋人分辨不出“立马吴山第一峰”之诗到底是海陵亲作,还是蔡珪“诡曰御制”.而宣宗自幼“好学,善谈论,尤工于诗,多招文学之士,赋诗饮酒”,对文学词章也甚有兴趣.当时的文坛领袖、翰林官员赵秉文告老之后,宣宗还仍然“时命公以禅语为歌诗”,令赵秉文应制助兴.在赵秉文重新起复为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时,宣宗向他坦言“卿春秋虽高,以文章故复用卿”⑨.宣宗看重的,也仍然是他的文学才能.而章宗时期,除了翰林官员频繁应制之外,非翰林官员甚至后妃也与章宗有诗歌唱和之作,元妃李氏“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旨意”,因而被“好文辞”的章宗“大爱幸”,她曾与章宗在妆台并坐,章宗有句云“二人土上坐”,李氏应道“一月日边明”,章宗大喜.这说明翰林官员应制并非章宗时期特有的现象,也非翰林官员的专利.但正如史料所言,金章宗为满足自己的词章之好,“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③翰林官员是此时应制文学创作的主体.世宗、章宗统治的约50年是“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④的时期,章宗的这种爱好和取向,更是形成了“庶几文物彬彬矣”⑤的文学繁荣盛况.所以赵翼在评价“金代文物远胜辽元”之时,特别提出帝王个人的兴趣和文化取向对金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并认为金代这种局面的出现是“非偶然也”.确是恰当的评论.

金代翰林学士院职能之转变

金章宗时期翰林学士院和翰林官员群体在应制文学方面的活跃,与章宗本人的文学爱好直接相关.章宗本人即位后,曾对宰臣表示“翰林阙人”,让宰臣们举荐翰林官员,这正是因为他本人“好尚文辞”,需要“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章宗这种爱好,甚至引起太傅徒单克宁“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⑨的委婉批评.但这并未阻止章宗下诏网罗文学出众之士,作为自己的文学侍从官.而这一时期的翰林学士院,也的确成为了其文学侍从官的储备机构.因而《金史》言章宗时期“翰苑之选为精”的状况,正是在章宗“辞章”爱好之下形成的繁盛局面.

然而,从制度层面而言,翰林学士院之所以成为章宗储备文学侍从之士的机构,并不是偶然的.金代模仿中原王朝建立起来的制度,“大率皆循辽、宋之旧”,翰林学士院制度也不例外.但与辽宋之制——特别是其主要借鉴的宋制——相比,金代学士院制度的特点非常明显.宋代翰林学士院的职官设置等内容,虽然已经比较稳定,但随宜设官的状况经常存在.而金代的这一机构中,职官设置非常整齐、稳定,自其制度建立之后,终金一代,基本上变动甚小.而更为明显的差异是,作为唐宋君主的“天子私人”,学士院中同时在院的官员员数虽不确定,但至多也不过六七员而已,且要求这些官员文学、政事皆优,其选拔也是相当严格的,这与其作为君主重要的参谋顾问之臣密切相关.由此也可见帝王能够访求到这样的优异之士,实非易事.而按照天德三年（1151）的规定,金代的学士院中“自侍读学士至应奉文字,通设汉人十员,女直、契丹各七员”.若学士院中官员满额的话,其员数已经达到26人之多（另加承旨和翰林学士）,是唐宋时期学士院员数的四倍左右.且金代制度还规定,词赋状元及第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之职,这样的翰林官员仅以科举高第“循资”得官,而不问其学识、政事如何,这种授官规定虽早已引起世宗的不满,并加以限定,但仍然在章宗时出现了状元王泽、吕造这样连作诗应制都不能的翰林官员,成为士林的笑柄.这说明金朝翰林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以及君主对翰林学士院的态度,与唐宋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世宗初年,契丹人移刺道政绩突出,被世宗称赞“此人有干才,可大用也”.而当移剌道迁为翰林直学士兼修起居注之官时,世宗却说“（移剌）道清廉有干局,翰林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才.”转而任命他担任事务“繁剧”的“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事”之职.这说明在统治者的观念中,与重要且“繁剧”的职务相比,学士院只是一个“文雅”的机构,甚至有可能成为埋没人才的地方.这与唐宋时期学士院“朝论所高,禁林为重.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储”的重要作用,以及“礼绝同僚”的优越待遇相比,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学士院“文雅”的定位,说明统治者是有意让其与“繁剧”的政事保持距离.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这种状况,表明女真统治者虽然借鉴吸收了中原王朝的翰林学士院制度,但他们对这一机构的态度和定位是与唐宋两朝有很大的差异的.金代翰林学士院成为一个以制诰等文字撰述为主要职能的“文雅”机构.正如学者们所言,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这种状况,其政治作用和地位已经远远不如唐宋时期.金代统治者对翰林学士院的“文雅”定位,与唐宋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这一机构和翰林官员群体更倾向于承担文翰方面的职能.章宗即位之初在“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的时候,向大臣们询问“翰林阙人如之何?”即是统治者对学士院这种定位的具体表现.只不过与金代其他统治者比较而言,金章宗个人不仅文化修养突出,而且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当时金朝内外相对稳定、兴盛的政治社会局面,也使得他能够网罗文学之士,满足自己的文学爱好.因而翰林学士院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其储备文学侍从官的机构.与金朝其他时期相比,章宗时期翰林学士院应制文学创作的异常活跃,不过是由于章宗个人浓厚的文学兴趣,使得学士院“文雅”的特点非常突出而已.因而甚得宠遇的翰林官员王庭筠去世时,章宗不仅将其平生诗文藏于秘阁,而且在御制诗中非常惋惜地说道：“王遵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