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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艾芜的《我的近况》,短文谈起了搬家后所处自然环境的优美和桂林方言的亲切,也谈到了警报与空袭对生活的影响：“写着这时,正在警报期间,听见飞机响,便放下笔,跑进山洞.敌机一架,在上空出现两三次,因此笔也就停了好几下.目前警报尚未解除,不想再写下去了.”此后,艾芜为《现代文艺》提供了几篇小说,他的小说《意外》、《外套》相继在《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四期、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现代文艺》的读者来信,说第一卷第二期的创作小说太少了,因此编者表示小说创作“此后务必努力于维持每期两篇以上”.[10]在当时小说创作并不繁荣的文坛,艾芜在小说方面给予的有力支持很可珍贵.

1940年5月4日,负责文化生活社及其金华办事处事务的陆蠡致信《现代文艺》编辑：“金华时受空袭,一切都失常态,上海到金华邮信来往需时月余,那边情形连我也不接头.”（《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姚蓬子在1940年5月26日的来信中提及：“此间近日天天警报,每次皆在七八小时左右,中饭已可废除,倒颇合乎‘缩食’原则.”（《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孔罗荪在1940年7月

文艺类论文范文23日的复信中说：“你想,在一百度以上的室内温度,在连续的轰炸地下,我在作些什么工作呢?等《文月》最近脱期了,有什么办法呢?轰炸又轰炸,铅字排好了,版也拼好了,但是不能印”.（《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五期）

罗锋在1940年8月20日信中说：“最近因避空袭,暂来乡居,于本年拟将《满洲的囚徒》续写完毕,白朗亦在写其四五年前欲写而不得的唱片《狱外记》.”（《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六期）

《现代文艺》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艾青的《夏日书简》,其中有关于敌机轰炸的记录：“到午后一时左右照例是听见了敌机马达的震响声,等这声音将临近我们的上空了,我们就出去等于是一架、两架、三架,而一连几天了都是二十七架.于是眼见它们向北碚与重庆方面消失等不久,就紧缩着心听着远方的轰炸声等”

国家惨遭蹂躏践踏,作家们居无定所,他们在书信中传达的委屈、愤懑、无奈、感伤,是内心真实情感的映射,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无耻行径的控诉.而这种情感和感受,自然进入到作家们的文艺创作中去.他们不断迁徙,不断逃避空袭,作家的心是敏感的,他们常在这种极端的社会现实面前表现出一种无力感、匮乏感.因此,“作家短简”中,部分作家流露出痛苦和无奈的心情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作家们在漂流迁徙之中,仍能坚守文艺阵地,孜孜不倦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工作,令人钦佩.

(三)积极投稿互相约稿

文友飞鸿,所谈甚多是文债.彼时,作家们分处各地,大凡都在短暂栖息之地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大力创办报刊,宣传爱国思想,传播现代文明.因此,他们彼此约稿,互相支撑文艺刊物的生存和发展.

1940年4月间,聂绀弩来到桂林,在《力报》编辑了名震一时的副刊“新垦地”.[11]他与《现代文艺》的作家队伍联系很紧密,如与《现代文艺》关系密切,且常为其撰稿的彭燕郊就曾于1941年到《力报》工作,成为聂绀弩的助手.当年委派王西彦前往福建永安开辟文艺阵地,鼎力扶持《现代文艺》的邵荃麟,于1940年夏同妻子葛琴前往永安,分别成为黎烈文主持的改进出版社下属刊物《改进》、《现代儿童》的编译和主编.后来他们也得到了聂绀弩的帮助.据彭燕郊回忆：“1941年春末,他（指聂绀弩）到重庆去了.那时恰好荃麟、葛琴在福建也住不下去了,就由绀弩介绍到了《力报》,接编《新垦地》,还新编了一个副刊《半月文艺》.”[12]1940年第1卷第2期刊发了聂绀弩致《现代文艺》编辑回信并约稿：“拙作容日内奉上,力报请寄短文来等”《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四期的《编后记》中编者推荐了聂绀弩的小说：“下期创作可以预告的,有葛琴、绀弩及李辉英的新作.”这便是聂绀弩在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的小说《姐姐》.

当时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的姚蓬子在致编辑信中说：“代《现代文艺》征稿事弟当试一试.丛书方面或可介绍几种,不知性质是否限于小说剧本等大型创作,如散文、报告、杂感等小型作品,不知也需要否?”

楼适夷在致《现代文艺》编者信中说：“于《现代文艺》,当于此间友人处尽力拉稿；不久后事务稍有头绪,更当写文寄奉.”此时楼适夷在主编《文艺阵地》,他在信中向曾留学法国、深谙法文的黎烈文求援：“烈文兄在山国中不知能够见到法国新刊否?甚望就近代为致意,乞其于此方面予以援助,虽明知紧剧,但法文方面,实颇难觅得胜任之人也.”

巴金在接到编辑的约稿函后,回信道：“我常生病,除写了那长篇外,没有写什么东西.现在病好,两三天内就要走了,文章无法交卷,请原谅!”（第一卷第四期）不过,巴金也没有爽约,他的散文《轰炸中及其他》、《死》、《怀念》发表在《现代文艺》第二卷第二期、第四卷第二期、第四卷第五期上.

靳以回信说：“你办刊物,我们非常赞同,而且已经为你转去了一篇稿子,收到时当祈告知一声,以后当随时帮忙.”（第一卷第一期）欧阳凡海他在回复编者的信中说：“2月5日快信及2月12日平信均收到,当时忙于公演《三兄弟》及赶译《三兄弟》,后又闻兄因事返浙,故迟迟未覆.”（第一卷第二期）当时,欧阳凡海夫妇自延安来到桂林,信中提到的译作是“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在桂林,写了一个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苦难的话剧《三兄弟》,由凡海译成中文发表.这个剧曾在桂林演出,引起很大反响”.[13]不久,他寄来了稿件《译完〈三兄弟〉以后》,被安排在1940年6月25日出版《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三期的“作品译介”专栏中.不过,在此前一期的“编后记”中,编者之处：“这一期,在内容方面是比较贫薄一些.原因自然是很多,比如吧,本来有一篇欧阳凡海先生的文章,就因送审时未被通过而临时抽调了,此以不得不把预定的篇幅缩紧了些.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想读者是可以见谅的”.[14]此后,欧阳凡海又在《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六期和第二卷第一期相继发表了论文《最近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和散文《我底生活纪程》.